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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 缘 起

 

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溪流出版社2006年出版

 

文 章 缘 起

 

 

   人家都说我是《815战报》的主编。

   文革动乱,耿耿十年,红卫兵小报多如恒河沙数。从没听说谁给谁封过什么主编的。我也是。那年月乱世英雄起四方,任何事都一哄而起,能者为之。我之所以认可为该报主编,是因为这份小报曾闯了一个大祸,其大也,以至于已达了圣聪,惹怒了龙颜——上面追究太紧了,谁都招架不住也不想再招架,总得有人出来承担一下罪责吧?就这样,我认了。本来,从筹建到编辑,这份小报许多具体工作都由我做,说我主编也不冤。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七年秋。其时,四川七千万百姓分成两大派,一本正经地为一对北方夫妇的政治命运闹得不可开交。一派人声称:“刘张坐牢我坐牢,刘张杀头我杀头。”另一派则杀气腾腾发誓:“刘张坐牢我把门,刘张杀头我提刀!”

这一对来自山东、河南的中年夫妇全名刘结挺、张西挺,原分别在四川宜宾地区和宜宾市担任地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两派群众的政治诉求不约而同提到“坐牢”二字,原因是刘、张在文革前确因开罪了中央西南局高官而深蒙冤屈,据说还身陷囹圄。后巧遇文化革命风雨大作,乃告状不止,最后又东山再起。从此后二人便和贵州李再含、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黑龙江复生等炙手可热的左派新贵一样,快捷地登上了权力顶峰。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结挺被钦点为革筹组副组长;张西挺则任革筹组政工组负责人,相当于现在的省委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权力很大的。保刘张派的口号提坐牢,是表示要与这两个政治新贵荣辱与共,生死相许。反对派提坐牢,则因刘张的上台使自己处境尴尬万分,发誓要夺回深蒙侵害的政治权益。

我属于反对派。

 

文革期间群众组织有两种命名法,一是采用数码,以造反时间为徽记。如“天大八一三”、“云南八二三”、“西师八三一”等等。另一种以字符命名,多标识其革命誓言。如“冲派”、“砸派”、“钢XX”等等。我参加的是数字派:“重庆八一五”。造反时间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故名。保刘张派的核心组织也名以数码,叫做“四川八二六”:造反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从名字便可看出反刘张派比保刘张派资格更老,但后起之秀思潮更加新锐,尤其力刘张翻案,奔走呼号,立下汗马功劳,刘张一旦上台,自然身价百倍,咄咄而逼于他人。一贯以正确路线自居的“重庆八一五”眼见造反资格比自己嫩了许多的“八二六”一朝发达,大有整个儿并吞巴蜀之势,于是冲冠一怒,起而拼死相争。本已剑拔弩张的川内形势因省革筹组的成立而火上加油,愈演愈烈。

六月,重庆大武斗拉开帷幕,一场武斗动辄数十数百甚至数万人参加,从半自动步枪到三七高炮,从水陆两用坦克到炮舰——除飞机外的所有轻重火炮全部登场厮杀。

七月,刘、张发祥之地宜宾地区,由地区革筹组领导亲自调兵谴将,发动“武装支泸”,进攻古城泸州,死二千余,伤一万六千余,八千多人致残;大小规模的“武斗”在万县、涪陵、云阳、永川、江津全面开花……巴蜀大地,血雨腥风:这已不是武斗,完全是旷日持久的战争。

同年九月五日,权倾国中的文革秀才王力、关锋、林杰三人意外地訇然倒台,全国、从而四川的政治格局再次来了个大逆转。

 

张政治声望如日中天,但要真正荡平全川却面临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这就是驻节四川的四野嫡系铁军五十四军,还有他们背后的同为四野出身的成都军区司令员,外号人称“梁大牙”的虎将梁兴初。四川省革筹备组成立,梁同时被钦点为副组长,权势绝不让于咄咄逼人的刘、张两挺。八一五派敢于与其抗衡,正是有如此强硬的军方背景。王、关、林倒台的公开原因是在所谓煽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反军乱军”、“毁我长城”。那么,他们的倒台使对军方耿耿于怀的刘张二人、以及紧跟其后的四川八二六派,无疑是一记狠狠闷棒。盛气凌人的重庆八一五自然认为自己又正确了一回。胜券在握,需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了。

自诩为八一五派理论权威的重庆大学《815战报》,跃跃欲试,也觉得该来点大块文章了。头脑发热的编辑后生们在办公室墙壁上画了一张很可笑的全国地图,还用铅笔在上面画满红圈、蓝圈、红箭头、蓝箭头。就像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一样开始经天纬地,浮想连翩,舞文弄墨,好像只要小试锋芒,全中国就都是他们的了——这就有了上面提到的那篇忤达圣聪、惹怒龙颜的“大毒草”,题曰:《大局已定,815必胜》。

 

文章是由四个同学分头执笔的。写好后由我统一润色定稿。文毕感觉不错,想增加一点份量,便找到当时八一五大派的机关报《山城战报》商量,双方当即达成共识:以两报编辑部名义联合发表,有点像文革期间凡旨意恢宏的指导性文章都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袂隆重推出。《必胜》问世,反响果然巨大,当天便有学生游行欢呼,称该文章是“投向刘张独立王国的一颗重磅炸弹”,“敲响了刘张独立王国的丧钟”,云云。游行我没有看见,但标语看见了——接下来,整个四川八一五派的小报几乎同时转载,一派“齐步走,向前进”的豪迈激越之势,效果大大超出原来想象。事后,《山城战报》编辑部专门开了一个座谈会。该报主编、平时不苟言笑的重庆石油校老师李乃如,那天站在一堆破破烂烂的沙发中间,用安徽音浓重的普通话,不无得意地说了:

“真没想到一文既出,洛阳纸贵呀!”

 

文章有个副标题,叫:“一评四川时局”。有一评当然得有二评、有三评、有四评……就如当年的流行说法,中共中央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来一个“九评”,谈笑间就让苏修头目赫鲁晓夫灰飞烟灭。当时我们已走火如魔,坚信只要再来几篇文章就足以把权倾巴蜀的刘、张二人也评成“历史的狗屎堆”。《山城战报》把我“关”进他们报社专辟的一间小屋,让我续写“二评”:《从王力的倒台到新独立王国的破产》、“三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轮到“四评”我正好出差海南,遂恭请四川外语学院一个中文老师续写。海南归来,我非常敬重地拜读了那篇大作,却一直无缘与作者谋面。写过那篇文章,他似乎就再没来过报社,以后也没听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留在我的心目中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学老师,成了来无影去无踪的文林高人。该文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写了场子虚乌有的婚礼,单道重庆“反到底派”——反到底派是八二六派在重庆的政治盟友——首领黄廉,在潘家坪高级宾馆如何尽享婚宴豪华。其中一句话是这样的:“新郎乜斜着醉意阑珊的眼睛”对新娘如此这般。我当时不认识“乜”字,还查了一下字典。还有,按当时的说法,这段描写有点儿色情,所以我记得清楚。

 

谁知黄粱未熟,好梦已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再次召见四川各路诸侯,周恩来以降全体文革操盘手到会并发表讲话。现在我已找不到那次讲话的原文了。但我记得绝对清楚,在这个有名的“三一五指示”中,周恩来传达说:《大局已定,815必胜》,这篇文章,主席看了。毛主席说,《大局已定,815必胜》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涂。这句话传回四川,马上被演化为:周XX(指笔者)是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反动文人,必须抓起来。虽然仅就字面而言,毛的指示十分中性,但联系会议批判八一五“右倾翻案”的整体基调,把这段“最高指示”演绎为对《必胜》直截了当的批判是有充分理由的。上面那段把我定性为“反动文人”的首长指示,就是张西挺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和八月十四日在四川省大学生分配工作座谈会上讲的。张西挺时任四川省大学生“分办”主任,掌管着川内所有大学生的生杀大权。她有充分的权力对任何一个普通学子的人生抉择作出判决。在仅有三个选项的分配自愿表上,我曾非常痛快地填写了如下自愿::“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三:“西藏”。 

  对此,张组长同样非常痛快地在会上宣布了:通知西藏,“退货!

 

大字报上的说法就更多了。

那时就有了全国五大毒草之说。五大毒草分别是:清华大学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广西“四二二”派某人的《今日哥达纲领》、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及《我们的纲领》、重庆的《大局已定,815必胜》。记得《四》文是被毛点的名,《今》文是被康生点的名,湖南两文被中央谁点名记不起了,而《必胜》被点名的“规格”等同《四》文,很高。除了自撰的拙文,笔者还读过其中三篇,它们对于文化革命许多本原性问题所表现的大胆质疑,充分展示了作者敏锐的理论独创和大无畏的战斗勇气,而《必胜》充其量不过在操作层面上表现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煽动技巧而已。但不管怎样,既然它已经被锁定为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它的作者就必然需要放上政治砧板让斧钺任加宰割。

我在劫难逃了。

 

文革已经过去许多年了。我发配来云南边疆所受的折腾也够充分了。个人窃以为,我力图远离政治,靠一个工科学生的诚实劳动,为社会兢兢业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事实上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然而红卫兵小报的生活经历却总像阴影一样笼罩头顶,挥之不去。一九八四年,我在一个大型公用事业公司担任了技术科长、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某天,一位后来在炸药厂担任总工程师的同学、也曾在《815战报》做过编辑的黄肇炎,专程从山区赶来找了我。炸药厂在一片荒野山地的山顶,离昆明很远的。山地里同时还摆布着许多属于机密、绝密级别的国防工厂。按理说,去那儿工作政治上都必须完全可靠,可政治可靠的人都嫌那儿太偏僻,不去。主管大学生分配的人无可奈何,只好把出身可疑、甚至阶级敌人的子女分去了一大堆——黄就是其中之一。炸药厂经常出事,出事就死人。和黄同分该厂一位清华高才生刚去不久就被炸死了。他死了倒好,可苦了他的女朋友:日日六神无主、晕晕叨叨的。有一天上班时她对黄说了,昨晚她又梦见了爱人:他在天堂里向她招手呢!说那儿挺好玩的,要她快点儿去。就在这天,车间出事,她又被炸死了。事后黄给我来过一封信,说他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可现在他开始迷信了。

炸药厂未来的总工程师那天来昆明不是要说厂里的故事,而是专程告诉我,说母校来人啦!来调查你,还有战报其他人员的情况。“你准备准备。小心啊!”他说。黄耳朵背,听人说话很吃力,自己也就寡言,他说出的每句话都显得非常认真,像深思熟虑之后推导出来的结论,让人不敢怠慢。可那一天,听他忧心忡忡地提醒,不知为什么,我心境非常平静,我说:反正国民党的战犯全都特赦了,国家总需要一些反面教员吧。让他们来,我认了。

后来,重庆大学的外调人员果然来了。我知道,国家正在开始重用知识分子,我的许多同学已经或者正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所有上岗人员都需要通过“文革表现”一关,所以——我现在承认——当时我恶作剧地嘲弄了一番远道而来的外调人员,此外,除了为“亲者讳”,我对他们想了解的同学一律评功摆好。此外,我给他们提供的,全是毫无用处的垃圾信息,和伪证。

现在,又二十年过去了,《815战报》和我共过事的、在文革中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学都已年迈,有些已经作古。该退休的也已退下来了。该当官的也已当到头了。他们都已经走完或者即将走完自己的仕途,把这些经历如实记录下来,应该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了,我想。写下后面的文字,我只有一个念头:真实地,负责任地,为那页可怕的时代履历表填写一行注脚。

现在我开始写。

1. 加 盟

 

文革运动中群众组织要办一份报纸,它的出版发行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本身要有足够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二是要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第一个条件,应该说重庆大学的八一五派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反伊始便已基本具备。文革起事,一般学校都是从少数派开始的,重大的情况却十分特别:工科学生天然的吃苦、肯干、认死理和团队精神,使这个战斗团一成立就具备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和政治上的相对主动(关于这个,我们在下面的章节将有补述)。上面说到的第二个条件,则是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才具备的。在此之前,学校的所有物质,从电话机房到广播站、从印刷厂到汽车队,全都在校当局及他们幕后操纵的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掌控之中。

那时的造反派实在可怜。单说传单,全都只能用最次的毛边纸誊印。油印机也只能像原始人一样土法制造:先用几根木条钉一个框,再蒙上一层纱网,再用胶皮把油墨在纱网上来来回回地刮——传单就印出来了。土办法印出的传单质量差则差矣,可本身就极具宣传效果。人类生而心多恻隐,尤其莘莘市民,尤其从来不惹事生非的“和平老太婆”,最为同情弱者。一看见可怜巴巴的毛边纸,他们就恨不得马上高呼“八一五好得很”。一九六六年“十·一”国庆,重大八一五学生故意把自制的油印木框作为道具参加游行,当场便赢得无数同情之泪。相比之下,保守派的道林纸传单美则美矣,可市民一看就反感。更何况每次进城开会他们都坐车,还派发点心,这就更难让人接受。重庆地区中秋节喜吃麻饼,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准,麻饼实属高档消费品了,因此听说“思想兵”开会所发的点心为麻饼,市民更加义愤填膺,干脆就把保守派一律蔑称为“麻子兵”。该提法在重庆乃至四川广为流传。以后编撰文革专用语辞典,这一条目是不可遗漏的。我姐姐的大女儿当时十一岁,就读于重庆南岸区雷锋小学,报名参加“八一五小闯将”组织,口试便有如下一题:问:“思想兵”开会吃不吃麻饼?如果回答:吃。那行:OK!否则有保皇倾向。“思想兵”是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简称。

其时,重庆流传有所谓“革命童谣”若干,其一如下:

 

  保皇有功,

麻饼两封;

保皇有赏,

麻饼二两;

铁杆保皇,

铺盖两床。

 

所谓铺盖两床,其意盖云造反派干革命加夜班只能和衣而睡,而保守派加夜班不但有被子好盖,而且一盖就是两床,足见两者物质待遇之悬殊。这些“童谣”很可能是大人编造的,但确实能客观反应当时的市民心理。

还有一副对联叙述以上事实,也表达了刚刚跨进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们天真烂漫的革命雄心:

 

想当年,八路军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

看今朝,造反派毛边加油印打败保皇派。

 

事情到了同年十月下旬,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胜利结束,全国各地开始清算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寒碜得忍无可忍的造反派终于理直气壮地喊出口号:“物质条件必须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接着便对当局掌控的“物质条件”实施了冠冕堂皇的打、砸、抢、抄。

重大八一五的大规模抢夺组织得十分隐密。行动发生在十一月十九日这一天上午十时。袭击者把一切布置就绪,校当局和“思想兵”对即将发生的事变还一无所知。那天早上,宁静的重大校园依旧宁静,只是校园小路上出奇地多了许多闲游浪荡的学生,平时,他们应该呆在教室或者寝室里的,但这一天却不。他们三三两两,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很像地下党在白区组织飞行集会。十点正,突然一阵号响,游荡的人们闻声而动,顷刻间便四面八方拥来,潮水一般将校长室、电话总机房、广播站,汽车队,印刷厂等各要害目标团团包围。造反男女手挽手肩靠肩,里三层外三层组成人墙实施警戒,接着勇者或破门,或逾墙,或砸窗,很快将公章钥匙之类象征权力的器物,以及各色各样具体的物质:从纸张到食品,一网打尽。习惯于循规蹈矩的保守学生还没回过神来,自己曾拥有的一切已从此易手。原校长生活秘书曹某,四十开外的大块头,眼见得公章和钥匙被学生一抢而去,委屈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作小儿哭天状,高呼右派翻天啦!右派翻天啦!

 

钱、食品、广播器材、交通工具、印刷厂抢过来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印刷厂,原来印讲义印教材什么的,共四台四开机、一台石印机,还有几台圆盘机,设备按当时水准算是不差了,工人也不算少。可工人阶级全是对共产党感情很深、或者深怕别人认为不深而遭受迫害者,所以运动一来,理所当然全参加了保守组织。造反派把厂子抢了,大家干脆名正言顺回家怠工以示对党组织的耿耿忠心,最后只剩了一个干瘦老头儿没走。

老头儿姓名已不详,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成天穿一件脏兮兮的长围腰,两只袖套也脏不堪言,像是被生活折磨得万念俱灰。老东西一见人就低三下四地笑,对任何人的吩咐都一律非常谦卑地答一声:“好!马上!”,他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好象都是顶头上司。听人介绍,说这厮历史有点问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什么的,怕造反派整他,这才无可奈何留了下来——不管怎么说,他成了“造反印刷厂”唯一的、不可或缺的技术权威。

车间里字架密密麻麻,铅字千千万万,要一个个拣出来拼成文章,还要印成报纸,光老头儿一根独苗当然不成,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叫来同学若干“分兵把口”,在字架前分头站好,一人盯看几个字架,再由一人高声朗读待排文稿,一字、标点逐个念来。在字架前站位的同学一旦发现某字某标点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便很是快活地高呼一句:“在这儿!”接着将铅字拣出来,交由专人统一集中。集字者对自己的工作也很惬意,整日价蜂蝶采花一样在密密字架间穿梭不息。铅字集中好再交“独苗苗”排版。

有这么多大学生围着一根“独苗苗”转,听他吩咐,老家伙很有成就感。他的表情和心情都慢慢儿放松了。眼神里偶尔流露的高深莫测甚至让我产生了一份好奇心:说不准他真有过一番不凡来历呢!虽然我一直没问过他。每拼好一篇文章,打出小样,老家伙都要逐字逐句阅读,后来还尤其喜欢对文章来一番评头论足。他的评论常常一语中的,点击要害,让人感觉腌臜老头果然满腹经纶,有点儿怀才不遇的冤情。他的评论虽然有失卖弄,但他对当权派、保皇派的愤怒和对造反派的同情溢于言表,绝对属肺腑之言。这时我就断定了,排印造反小报对于这家伙肯定是很愉快的事。原来在印刷厂,他一定很受欺负。

 

815战报》最初的发起人是动力系五年级同学刘福。刘福,四川中江人,好书画并且热心公益活动。大二担任级会主席期间他曾主持办过一次画展。其时,笔者在校业余文工团美术队任队长,故而被他一张大红帖子请去“光临指导”:二人从此便相识并结为知己。坦率说吧,他那次办的画展实在算不得什么画展。参展者辛辛苦苦弄出的书呀画的——这些粗糙非常的作品水平虽不敢恭维,但毕竟敝帚自珍啊!——没承想落到级会主席手上全变了废书废报一般,被刘非常敬业地用浆糊一张接一张糊在墙壁上,糊得满满宕宕,像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十年后,这位级会主席官至贵州瓮福磷矿党委书记。短短几年间,国家对矿山的投资动辄几十、上百个亿,足见该矿规格不低,刘的官位也不低了:这是同学们意料之中的事。

刘书记一贯办事认真,还有,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我这人运气特别好”。文革后他分配的第一个单位是贵州某县一个只能用放大镜才能发现的小化工厂,当锅炉工。锅炉实在太老牙,每日里烟熏火燎,还三班倒——他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给领导报告请求换一台新机。领导哈哈大笑,说咱们社会主义中国,计划经济,没政府计划,你哪儿弄去?真是天方夜谈!领导笑过了,顺便开了一句玩笑,说你有本事搞来新锅炉,马上免掉你烧锅炉的差事。谁也没料到,刘福真有本事回重庆轻而易举就把一台新崭崭的锅炉搞了回去,而且没花钱——废金属回收公司一位校友大笔一挥:“报损”!八顿钢材指标就免费划出去了,刘便用这八吨指标去钢材紧缺的锅炉厂顺顺当当串换来一台新锅炉。“空手出门,抱财归家”的奇迹延伸下来,刘福很快成了贵州省化工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那年月,任何成果,从政治经济到鸡毛蒜皮,理论上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接下来,入党;再接下来:提干……总而言之,一路蹿红。最后,刘还有一个优点:为人和气,一开口就嘻嘻地笑,笑得十分认真,由于太认真,嘴里总像吹气不止,作可爱的嘻嘻之声,让人和他一接触就觉得欠了他八辈子的情。

八一五战斗团成立前,刘福在北京办事处当头儿。后来办事处撤消,学校已经夺权,他就回来筹办小报。我的文章那时在学校已颇有名气,他自然邀我加盟。我一直推辞,皆因经不住他百般笑容,终于在最后一刻就了。我说这样吧:你总揽全局,我只做具体的文字工作。出了问题由你顶着。

他同意了。

 

文革那会儿,“红卫兵小将”一个个牛气冲天,动辄就“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而如我这般胆大妄为之徒,当时却偏偏出此低调不祥之语,其中有一个只有自己心知肚明的原因:

文革一开始我就一直跳得高,甚至成了轰动四川的“八·一五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事件第二天还被秘密推为代表上北京告状。秘密推出的告状代表原本五人。五分之一的周家喻,后来成为名满天下的八派一号;另一位叫吴庆举的,也一直担任八派主要“勤务员”。周、吴二人因滞留重庆组建“八一五战斗团”未能成行,先行出发的我、还有重庆师专造反派“一号”唐宗明、我校业余舞蹈明星王泰康,顺利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首都北京,分别于八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两次受到当时中国四号人物陶铸的接见,无上光荣地进了中南海——恰恰因为那一段时间我正好在北京,亲眼目睹了贵族红卫兵在京城实施“红色恐怖”的无法无天和血腥惨状,我突然失却了底气。

到北京那天正好是八月十八日、所谓“红卫兵节”。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所谓红卫兵百万大军。毛在天安门城楼对敬献袖标的一位文质彬彬的女学生煞有介事地发出指示:“要武嘛!”从第二天起,我们去北大、去清华,就看见到处已贴满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身着旧军装,手提铜头皮带的干部子女满街里歇斯底里狂叫。我清楚记得有一天,几个红卫兵杀气腾腾地冲上公交车,抡着皮带大喊大叫,其势也,全如杀人越货、上天入地的狂徒凶汉,他们高呼:狗崽子搞阶级报复啦!狗崽子翻天啦!瞧老子抓住你!扒你的皮!抽你的筋!挑出你的五脏六腑!然后满车里搜索。我记得很清楚:叫得最疯狂的是一个女孩,相貌非常娇媚可人,如果换一个时代,她完全应该成为迷倒万人的电影明星的。又一天晚上,我步行回住地兵马司胡同的地质部招待所,已是深夜,身后突然一片杂沓之声,回头看时,一队中学生,一律旧军装,一律铜头皮带,怒呼口号,疯叉叉地向什么地方狂跑。那一刹那我心里陡然发怵。我想:不知哪一个不幸的家庭又会遭殃,又会血溅静夜尸横街衢了。

 

几十年后的一九八五年春天,我第一次去刚刚开放的“国家窗口”深圳公差,在人民桥小商品市场,我正选购物品,突然听见旁边摊位传过一阵清脆的、字正腔圆的京腔,蓦然回首,几位珠光宝气的贵妇,正在非常专业、甚至有些居高临下地和老板讨价还价。为首“徐娘”身已半老而风韵犹盛,年轻时一定很美的。按年龄和神态推断,当年定是盛气凌人的老红卫兵了。久久侧目,我莫名其妙将她和一九六六年八月抡着皮带冲上公共汽车那位美少女联系在一起。那一刻,我才真正发觉:那个着了魔的时代,是被彻底地颠覆了。

 

在北京呆了六天便匆匆返校,我断然决定隐退了。其时,和我一起发动八一五造反行动的吴庆举曾力邀我去总团工作,但我坚辞了,依旧回文工团美术队战斗组去作起了一般成员。如此固执地激流勇退,其原因是我确信自己家庭出身十分可疑。所谓可疑,是因为我的父亲在解放前到底干了些什么?什么时候干的?我浑然不知。大学五年,每次面对各种各样的登记表我都准发愁,我搞不清楚父亲是革命对象还是革命动力?我该是继承他革命阶级的优秀品质?还是该和他的反动本性划清界限?是该将他视为楷模还是视为仇敌?我们兄弟姐妹十二个,每人填写的家庭成分都不一样。大姐工作最早,解放之初。她填写的是:“民族资本家”,据说国旗上那四颗小星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后来参加工作的,随着阶级政策风声日紧,成分也就依次递减,有的填“工商”;接下来:“商人”;再下来:“小商”;再下:“城市贫民”。我态居中庸,填的是倒数第二种。填是填了,心里却一直不踏实。北京“红八月”的淋淋鲜血,“黑五类”被纳粹党徒驱赶追杀忧人一样迫害打杀的惨景让我脆弱的神经不能不对我的家、我个人的命运忧心忡忡。事实是,我在成都的老家在事后三个月果然被抄,年迈的父母被斗得死去活来。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穷经皓首,就喜欢研究这样一个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十多年的革命教育,曾让我坚信自己是未来的英雄,我将毫无疑义地去承担大任,拯救这个正在日益堕落的世界。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北京之行却让我意外地、恐惧万端地把自己迷失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是什么人?是狗崽子、还是革命小将?我无所适从。刘福相邀太切,他的笑容实在让我难以拒绝,只好勉强应承,再作冯妇了。

 

我查阅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全部日记,认真回忆了当时每一个思维细节:在我的疯狂的宗教狂热中间,还没有觉察任何个人的欲念。正是这种宗教狂和年轻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很容易结合,于是就有了畸形的表现欲和献身狂。与此同时发生的,却是家庭出身先天不足带来的自卑感,让我必须比别人表现得更为激进,同时又会在每一关键时刻裹足不前。渴望创造功勋却又忧心忡忡以求自保,这就是机会主义发生之所在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我回到成都被抄得狼籍不堪的老家。空荡荡的屋里已一无所有,连地板都撬得精光,冰凉的泥地上就扔了几捆稻草。年过七旬的父母亲蜷在杂乱的草堆中。无处藏身的饥鼠在稻草中穿来穿去。灶台被彻底夷平,爸爸妈妈只能用三块砖头围起来,像开野炊一样做饭。面对如此凄伤的场面,我记得我公然表现得十分超然。我以为我没有因他们的过失影响我而责东怪西,就非常大度了。我将重庆姐姐委托我捎回的一床旧棉被交给他们便匆匆离去。以后几天,我都到外地学生接待站过夜。我查阅了当天日记,上面只有短短一行:

 

家被抄了,很冷落,也没什么了不起。大革命嘛,不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怎么行呢?

 

理论家们总是告知我们,共产主义要培养的最无私的一代新人。而在文化大革命热火朝天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我所表露的极端自私,却让人匪夷所思。几十年后,当父母的坟头早已衰草离,当我千里归扫,跪倒在家乡潮湿的泥土和散发着刺鼻腐臭的落叶之上,我默默祝祷老人的亡灵在远方安息,我总要痛彻诅咒自己的自私与卑贱。

 

除了刘福和我,编辑部还有一位张姓同学,动力系学生,原在市文联住点,眼镜儿,也和刘福一样,永远对人微笑着。动力系四年级有位生得很体面的女生,吴秋仙,原先在《收租院》演出队帮忙,后来退出来,对我说没事情好干,也就聘来了编辑部。张、吴二人没有干多久就离开了。战报最兴旺时,编辑多达十几人,但开始就是这么拼拼凑凑起家的。

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的事。

 

  1. 战报创刊和“一二·四血案”

 

   815战报》共出刊六十多期(笔者保留的合订本共收六十期,其后报纸已无收集,故不知准确数字),前后历时一年多。创刊号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

该报出版前五天,即十二月四日,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发生了届时全国最大规模的一场武斗血案。血案直接导致了官办保守组织的全面瓦解,同时也暗中点燃了造反派内部分裂的导火线,引爆了长达数年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厮杀。刚刚在报刊编辑襁褓中牙牙学语的我,事件的发生是猝不及防的,面对如此重大的新闻,只好胡乱收集了几篇现成的发言稿、大字报,再加点按语、评论,再加上一个发刊词,加上一个稿约,这就匆匆发稿了。

 

血案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以刘少奇无可奈何的服罪而告结束——以后,各级党委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极不情愿又不得不给运动初期因“造反”而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众平反,销毁“黑材料”。一直以誓死捍卫“党的绝对领导”为宗旨的保守派组织,眼见得被他们捍卫的对象纷纷认错,自尊心遭致极大伤害,顿时陷入了万分尴尬的困境。他们有必要迅速做出姿态,表明心迹: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他们同样是一片耿耿赤诚。

十一月二十八日,雾都重庆飞传一张《海报》,声称一周后的十二月四日,将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议主持不知为何方神圣,只道落款是:“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

重庆的文革组织阵线很分明,造反派几乎无一例外都在自己的名号前加上“八一五”三字;官办组织也有名有姓,就四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兵》和《工人纠察队》。《思想兵》和《赤卫军》是学生组织。前者为纯种“红五类”专属;《赤卫军》则为《思想兵》之外围组织,如三青团之于国民党,成员均为出身成分较差,达不到前者的入围标准者。《文艺兵》成员当然限于文艺圈。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老工业基地,所以工人组织虽然只一个,但《纠察队》人多势众,绝对主力,最为不可小觑者。以上组织俗称“保皇四军”。前述海报所称“重庆工人战斗军”——重庆百姓很快弄清楚了——其实不过《工人纠察队》改头换面而已。《战斗军》总司令不是别人,正是《纠察队》的总队长、重庆大学汽车队工人楚光辉。

几十年后,这位显赫一时的湘楚汉子垂垂老矣,谈及当年旧事,除了无奈和茫然,他似乎很不愿意再记起什么,只说那个雄心勃勃的大会流产,他随即回老家湘潭避风许久。一九六六年秋天的楚光辉肯定是雄心勃发的。普普通通的转业军人、重庆大学的汽车班班长,文革一来就因为保卫党委而一夜暴发,当上了校革筹成员(相当于现在的校董)、很快又当上了泱泱重庆拥有数十万人马的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那一年不过三十出头,年纪轻轻,他能顶得住如此诱惑吗?关于“一二·四”血案,他还能记得的是:“我们成立组织部、宣传部、安全部、交通部,还向全市各工矿企事业单位派发了十万张入场票,但还是远远不够。”“工纠”企图改头换面以摆脱困境重整旗鼓:在造反派气势如虹而保守派江河日下的局势下出此臭招,政治用意实在太明显不过了。

 

好不容易走出困境的造反派当然不允许摇摇欲坠的“老保”东山再起。“誓师大会”消息既出,重庆的造反派,还有外地、尤其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的红卫兵毫不犹豫认定:“颤抖军”的誓师大会是“黑市委及其保皇狗”策划的“大阴谋”,是“周瑜打黄盖”,是“假批判、真包庇”,是“假批判,真反扑”,是“假革命,真保皇”……必须坚决造反之。

大会造反是非常时髦的革命行为,程序概为:纠集人员——冲击会场——抢夺话筒——发表造反声明——占领主席台,最后取而代之。此种捣乱行动的结果,轻则大会流产,重则大打出手,双方一场混战。武斗一开,接下来的必然就是:闹事者“强烈抗议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强烈要求严惩毒打革命群众的一小撮凶手”等等,接下来事情就闹大了。事情一闹大就好:你走资派必然进退两难、无法交代。事情闹得再大一点,让北京来说几句话就更漂亮了——要把各地局面搞乱、当权派搞垮,中央文革现在事事都得靠着造反派。娘疼的孩子不嫌闹。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在纳粹史研究专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谈到希特勒冲锋队的任务,曾这样定义:“保护纳粹党举行的会议,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古往今来,社会动乱的种种政治行为,总是如此雷同。

 

重庆市委对大会可能导致的武力冲突忧心忡忡。一周之内,他们先后在潘家坪、小泉等地紧急召见楚光辉等人,劝其取消大会,无果而终。接着通过党委系统的条条块块:各部、委和各区委,紧急通知所属各单位工人纠察队不要参会,同样无果而终。工人纠察队本来是党委掏腰包花力气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御林军,现在却对他们的苦口婆心置若罔闻了。一九六六年秋的中国实在邪了门,造反派的脾气像传染病毒一样弥漫于整个中国,重庆市委几个蹩脚的政治庸医焉能妙手回春?政治社会和金钱社会一样,所有活动总有一种终极推动力。后者是物质利益,前者是政治需求。政治需求对于处在社会金字塔尖的极少数人,是权力;而对于最广大的老百姓,仅仅是虚无缥缈的信仰和微不足道的荣誉。后者的英雄往往是见利忘义的“小人”,而前者的英雄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君子”。工纠急于要甩掉“资产阶级保皇派”这顶不光彩的帽子,急于和造反派一样充任忠于伟大领袖的时代英雄,大会不开,岂不授人以柄?几个月来,他们绝对迷信的市委首长总是让他们招致失败和耻笑,他们还让这帮昏庸无能的婆婆再来指手画脚吗?不能了。他们下决心要自己来一回了。箭已在弦,他们不能不发。

 

造反派的捣乱计划紧锣密鼓进行。十二月三日上午,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专门会议,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首先,强冲主席台要求发言,揭露对方阴谋,刺激老保们脆弱的神经中枢以造成会场混乱;此举不成,立即将八一五的队伍拉至市中心解放碑另开大会,堵塞游行通道,与战斗军大会分庭抗礼。该计划很快遭到更为激进者的斥责,称该方案太“右”太“温良恭俭让”。同日下午、晚上,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立即抛出另外两套方案,除安排谁冲主席台、谁控制两侧看台、谁卡住大门外,还特别安排在主席台后边马路摆放救护车三辆以运送伤员。与会某头目称,就是要以血唤起山城人民的觉悟!要准备死人!要血战一场!

 

这些情况是几十年后从文革史家和亲历者的资料上看到的,当时我并不清楚。我正忙于报纸的出版。我亲历的情况是:十二月四日上午十时许,我从沙坪坝匆匆忙忙赶赴大会时,人山人海的大田湾体育场已经开始骚动,主席台上已经开始人推声嚷。高音喇叭将不知所云的杂乱之声肆意放大,满场一派刺耳的啸叫。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周家喻本是作为嘉宾请上台的。他一上台就抢夺话筒,强行要求发言。客人的无理自然遭到东道阻拦,双方于是开打。

周家喻,重庆大学无线电三年级学生。精力充沛,伶牙俐齿,典型的“重庆崽儿”。一九七八年二月获“‘四人帮’在四川的代理人、帮派头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罪名,逮捕监禁。一九八二年一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都是些大得吓人的罪名:“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九十年代初出狱,他曾往深圳给我寄来一封信,并夹寄彩照一张,照片上的他依旧一幅桀傲不驯模样,而且竟然和当年在重大羽毛球队当运动员时一样年轻帅气——这让我有些纳闷了:莫非他是用十多年前的老照片蒙我?只是上大学那会儿是绝没有彩照的,让我又不能不相信照片的实时性。后来回重庆,我特意和他在母校见了面,地点是当年重庆文革内战的主要战场。一九六七年八月,三七高炮炮弹夜夜都掖着长长的火舌飞过天空,往这山坡和坡后广阔的校园砸来,炸起惊天动地的轰响,在那儿重逢容易让我们想起人生的紧促和岁月的凉。多年的铁窗生涯果然没在出监狱的周的脸上留下半点痕迹,我愈发纳闷了他解释说:有什么奇怪呢?关进去了,也就没有了任何欲念,也没有了任何争斗了。心静如水。“有点像进度假村”——他说。

关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那场争斗,他的记忆是:“我冲上主席台,就被工纠抓走了。我围了条围巾,几个工纠就抓住我的围巾往后勒,把我拖出会场,差点拖憋了气。”

 

八一五领袖的无礼取闹激怒了满场“老保”,偌大体育场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八一五,暴徒!”“八一五,坏得很!”“八一五,滚出去!”

造反派要的就是这个。你一吼、一闹,我动手就师出有名了。早已潜入会场的八一五从四面八方举出旗幡,潮水一般向主席台发起冲击。整个会场完全乱了套,如有万水急汇,浪激涛涌,嚯嚯咆哮之声震耳欲聋。末日降临前的等待、焦虑、愤怒、恐慌、惧怕和不知所措——全世界所有灾难性的表情,都在我身边汹涌澎湃——那时我已进入会场,置身混乱之中——我看清楚了,举着红旗冲在最前边的,是重庆大学的亡命之徒,叫郑全体。

郑,采矿系六六级学生,此人做任何事情都热忱奔放,干劲十足。闻名全国的“智擒李井泉”事件,首席执行人就是他。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广东平石矿务局挖煤,多次刷新日掘进尺的新纪录,颇得领导、群众赞誉,于是很快入党,接着还决定把他升任为矿务局局长:就在此时,重庆大学的一纸公函到了,历数他文革中多种不是——尤其是关于他公然在“一月革命”期间带着中央办公厅电报,秘密去上海缉拿躲在市委瑞金街招待所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要李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回四川接受批判。这个问题实在过于严重。局长自然是当不成了,不仅如此,连党籍也顺便取消,从此后他便心灰意懒直至退休。

几十年后,我去佛山看他——他已经调那儿一间中等专业学校教书——五十左右的他已脸面松弛,神色萧索。无言相对许久,我真诚地对他说:不管怎样,咱们曾经真诚地努力过吧?咱们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过去吧?别让人看我们的笑话不是?他平静地淡淡一笑,对我说,他根本不想回忆过去,现在他只想做一件事:怎么多挣钱?

那一刻,我莫名其妙想起了辛弃疾的一句诗:“还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心中暗暗有些苍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那一天,郑带领队伍冲上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的主席台,等待场外的造反派大队人马便狂潮一般从水泄不通的通道发起冲击,混战就此开始。台上台下,通道内外,数万群众始而嘶叫谩骂;骂不解恨,就拳头;拳头不够,就旗杆、就标语牌、就鞋子、就砖头:武器五花八门,满场哭喊喧嚣。刚入场时,打斗尚未开场,我仅被数十与会老保团团包围。他们对着我配在胸前的“八一五”徽章始而口舌伐,大骂“暴徒”、“土匪”,继而砸来许多太平拳,我忙不迭招架劈头盖脑的撕打,完全不知道整个会场上发生了什么。正危哉,进攻者却莫名其妙悄然遁走——我这时才发现主席台已经被八一五弟兄完全占领。高音喇叭正在气急败坏地通知:“工人战斗军的同志快快撤出会场!快快撤出会场!快快撤出会场!……”出炉伊始的工人战斗军和三区八县前来助阵的“保皇”学生、老师、大人、娃娃,扔一地狼藉旗杆、旗帜、标语牌、鞋帽,山倾雪崩一般稀里哗啦败退而去——我发现自己已经自由,造反派已经占领了整个会场,并且很快把整个城市都占领了。

 

笔者当天的日记有如下记录:

 

……人们抬着伤员在街上游行。人们举着血衣在街上游行。宣传车的广播员跳上车顶,把缴来的凶器、袖章高高挑起,大喊大叫。工人们用白纸缠额,像电影上的日本示威者。白纸上写着:以血还血!手里拿着大纸板,写着:这才是真正的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他们在街上冲过去,冲过来,把工人纠察队的标语统统撕个精光!在血的教训面前,纠察队员认清了,退出了,他们把袖章摘下来,扔到宣传车上,一个北京女孩子把这些袖章穿成一串,挂起来,向群众高呼:工人纠察队中要革命的同志,好样的,就站过来!

 

目睹这样的血腥场面,如果有人告诉你会场上死了多少多少人,你绝对不会有半点怀疑。我也这样。当我怒气冲冲地从市区步行十多公里返回沙坪坝,一路听得街传路议,死人已由几人迅速增至几十人!走回寝室,我已悲愤难,邀约两三个同学,抱一捆纸、提一桶墨汁便冲出校门,把沙坪坝窄窄的街道刷满了标语:都是“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之类的恶毒诅咒。

完全杀红了眼。当天晚上,我们又冲上学校松林坡头,一口气把设在那儿的“工纠”总部砸了。来犯者不过十来人,而总部保卫人员数倍于敌。之所以砸得轻而易举,没有遭遇半点儿反抗——我想——大概盛怒中的凶汉一定非常很可怕。既然死了人,性质当然就不一样了,工纠自觉输理,怕我们杀人拼命,心里先就软了一截。我们砸柜子,砸桌子,砸凳子,把油印机、点心、纸张——印过的和没有印过的——通通抱走,纠察队员只敢乖乖地让去一边发呆,站门口或路边傻乎乎地看,嘴里可怜巴巴地小声骂:“八一五,暴徒!”“八点一刻,暴徒!”无可奈何地目送我们扬长而去。

等到把战利品搬回到寝室,我又庆幸又后怕。如果工人纠察队员们稍微有一点勇气,我们当晚的遭遇将不堪设想。

 

死了人,文章就很好做了。“血”哪“命”哪这一类汉字是极具张力的,用这些词汇造出的口号,如“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之类,轻而易举便将山城重庆的仇恨煽动到了极致。事件第二天,八一五派就在事发地大田湾体育场开了隆重异常的追悼会。关于会场气氛,笔者当天的日记有如下记录:

 

……我们用旗杆举着长长的挽联入场,群众对我们热烈鼓掌: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还家。碧血山城,喜红岩史诗又添新页;风暴扫迷雾,看文化革命谁敢阻挡……人们自觉地从各地来到大田湾,一朵白花、一个个花环、一幅幅挽联,为烈士堆成了一座小山。

 

学生造反首领周家喻、还有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共同领衔作煽动性发言。发言称: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派阴谋策划其御用工具“赤膊上阵,拳打足踢,挥戈扬矛,大打出手。他们用钢钎、木棍、铁锤、铁矛(就当时背景而论,说使用了上述三种金属器械实在有点夸张,尤其铁锤——笔者注)、旗杆、主席语录牌……等等,打死打伤‘八一五’派二百余人,造成所罕见的流血惨案”。发言者号召大家“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第三天,即十二月七日,在同一地点又举办了陈放有五具尸体的“烈士遗体展”,前往悼念者凡数万,花圈祭品无数。市歌舞团造反派以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连夜谱写悼歌一首,题曰:《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词如下:

 

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

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

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

我们的好兄弟!

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

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

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

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歌词凡四段,每段开头都是“干什么?”——“想起了你”。“干什么?”包括“唱起了语录歌”“唱起了造反歌”云云。曲调凄婉悠扬,催人泪下。那年月硬梆梆的革命歌曲大行其道,两相对比,这首煽情之歌自然大受欢迎。一时间,重庆大街小巷、码头车站,到处张挂歌单,好事者高踞桌凳义务教唱,学唱者唱会一批又来一批,情切切而意深深,当今卡拉OK发烧友无法与之比肩。其势大有一夜楚歌,唱散十万雄兵之

 

保守派被气势汹汹的反击吓破了胆,一直躲在屋里不敢露面,几乎半个月以后才又开始猥猥琐琐溜出门。害怕挨揍,都是一群一党地集体活动。他们列队走来街上,先选好一块地儿,然后手拉手围成弧形实施保卫,集体颂读毛泽东主席语录,俨如念咒诵符一般以为掩护,接着派员入圈内张贴大字报,对造反派的夸大不实之词实施小心翼翼的反击。其景凄惶寒磣,让人望而怜悯。即使这样,得理不让人的造反派也决不给他们半点好脸色。笔者亲眼见到如后一幕:重大的“思想兵”正在供电局门口的墙壁上张贴大字报,一位怒气冲冲的老头不问青红皂白,粗暴撞开颂读语录的人墙,冲上前三把两抓就将还没贴完的大字报撕个精光,“思想兵”竟毫无反抗之意。小伙子小姑娘们面面相觑,好像刚才发生的事情和他们毫不相干,接着又排成两行纵队,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寻找下一个张贴点。

 

“一二·四事件”确实打伤不少人。事发当天,笔者曾去医院采访过,鼻青脸肿者有之,腿瘸臂折者有之,更有甚者,不能动弹、躺在床上输液的也不乏其人。文革史家何蜀在《首开大规模武斗先例的重庆“一二·四”事件》一文披露:“仅据造反派最后一次公布的单方面统计的数字,就有405人(基本上是造反派一方的伤员),若加上工人纠察队一方的伤员人数,则至少会比这个数字多出一倍。”但是,说死了多少多少人,却纯属子虚乌有。那个所谓的“烈士遗体展”,很快被证明是一场骗局。五具尸体,其中四具是从火葬场强行弄去的,另一位叫李天敏的死者,则刚刚因心脏病于医院辞世,遗体草草展出后即被家属运走火化了。最可怜剩下四位假烈士,在体育场暴尸多日尚不能安宁。十二月八日再次被喜欢折腾的造反派抬进市委办公厅机要室停放,以威逼市委交出“黑材料”。事情闹得过于荒唐了,以至造反派内部也开始发出歧议甚至抗议。闹得太凶,北大南下学生不得不著文一则《为什么要进行尸展》进行解释。该文公示前还专门请《红岩》的另一位作者、大作家杨益亲自修改润色。有好好先生则认为大敌当前,大局为重,干脆把“烈士尸体展览”改为“可疑尸体展览”吧——总之,几个死人把整个重庆搅得很热闹。

真相已经不重要了。“死人”给了造反派一张克敌制胜的王牌,并且事实上已经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再讨论这王牌是真是假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保守派确曾试图从“尸体”问题打开缺口,作最后一逞,他们惊魂甫定后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主题就一个:你们“亲爱的战友在哪里?在火葬场!”。毕竟大势已去,这种反击已完全徒劳。

 

“当王朝和保王党最终覆灭,就轮到革命党人来打得头破血流了。”“一二·四事件”将市委和“保皇四军”最终逼下重庆政治舞台,确实就该轮到造反派内部来捉对儿厮杀了。“一二·四事件”中所表现的同仇敌忾,事实上只是造反派内部最后的蜜月。作为重庆地区第一张造反派小报编辑,我非常敬业地沉缅于忙忙碌碌的事务之中。我们庆幸“一二·四事件”给了创刊伊始的红卫兵小报以绝佳的题材。从十二月九日创刊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报纸共出刊七 期,平均六天一期,非常准时,其中还加出了两期增刊、一期“画刊”。主要题目都是:“必须制裁反动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重庆黑市委是‘一二·四血案’的元凶”等等。满纸豪言壮语,对保守派穷追猛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作为主要编辑的我,根本不知道造反阵容内的两派政治势力,已经在暗地里霍霍磨刀。

在匆匆付印的《815战报》创刊号的第四版,我们对等刊载了周家喻和罗广斌在十二月五日追悼会上的发言全文。而仅仅不到一个月,作为两种势力的代表,二人便分道扬镳,开始了公开的、剑拔弩张的生死对决。


3. 罗广斌其人

 

在当时的小报上,文章作者一般都不署个人姓名,而直接署XXX战斗组”或“XX编辑部”。之所以如此,一是避突出个人之嫌。当时的中国,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只能突出一个人:毛泽东;二呢,则是出了问题责任可由组织集体承担。《815战报》刊登“一二·五追悼会”的发言,连一号“勤务员”周家喻的发言也只敢署名“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代表”,而偏偏罗广斌是直书其名了,曰:“《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之所以如此称谓,有两层意思,,不清楚他属什么组织代表;二是,他曾因一本小说《红岩》而名满天下,作者个人的名气实属超重量级。把他的名字抬出来,可以大大加重造反派的政治砝码。

罗广斌在“一二·五追悼会”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

“一二·四”一个星期前,正好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大陆政权易手前夕国民党制造著名的“渣滓洞”大屠杀的死难纪念日。由于《红岩》这部小说、以及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年轻人心目中印象太深,位于重庆歌乐山的“渣滓洞”和“白公馆”一直成为了中国青年一代向往的神圣地。“一一·二七”,成了凭悼先贤英烈的伟大忌日。罗广斌作为小说作者和大屠杀的幸存者随之也成为了中国青年顶礼膜拜的英雄。

几十年后,笔者见到已年逾花甲的王大宾,即当年名震天下的北京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号人物。他向我说起一九六六年秋的一件旧事:在周恩来主持的一次会议上,王莫名其妙就小说《红岩》评价问题和中国第一夫人非常激烈地抬起杠来。这位来自于川西山区的小伙子一旦激动,连周恩来的眼神劝阻也全然不顾,不依不饶地向江青叫板:“如果《红岩》算不得革命小说,中国的小说就没有革命的了!”四川小子的桀傲不驯吓得公安部长谢富治一散会就把他弄去部里规劝半天——以至外间很快传出流言:王某顶撞江青,被公安部抓了。《红岩》对中国年轻一代影响之根深蒂固,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这个,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全国各地赴渝红卫兵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举行规模盛大的纪念大会,就尤其热烈火爆。罗广斌在会场上的出现,更引起了全场青年汹涌澎湃的欢呼。罗是以英雄的身份进入体育场的,并且绕场一周接受崇拜者们疯狂的敬意。那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接受红卫兵朝觐的场面。在全中国只允许一个权威,而且是绝对权威存在的年代,罗广斌在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娃娃中煽起的偶像崇拜,实在有点离谱,难怪事后社会上立即传出微词,说罗的做法太过分了些。甚至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来自外地的红卫兵当然不知道罗广斌自己的肚子疼。他虽然因一本《红岩》而名满天下,据说在日本诸国的青年中都引起巨大反响,均欲一睹风采而后快,但他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恰恰因为他竟然在“渣滓洞”那场著名的大屠杀中幸存,那么,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这就很容易、也恰恰构成了他让人放心不下的最大历史疑点。不是那么多革命志士都壮烈牺牲了吗?为什么你罗广斌偏偏溜掉了?肯定你经不住国民党特务的酷刑和利诱。你投降了。共产党最讲气节,对于变节者一律恨无赦。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戚本禹,就因为考证出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晚节不忠,武断宣称:“假投降就是真投降”,马上就一路蹿红,被钦点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南开大学几个学生在几十年前的故纸堆中偶然发现了六十一位共产党人的“自首书”,马上被中央文革高度首肯,成了驰名遐迩的“揪叛徒”专业户。罗广斌在他自己小说里创造的浦志高,和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王连举一样,成了全中国妇孺皆知的反面典型,只配让双枪老太婆之流“代表党,代表人民”枪崩掉。顺理成章,只需给刘少奇戴一顶“叛徒”的帽子,要让全中国人民都对他恨之并“永远开除出党”就轻而易举了。那岁月要收拾一个异教徒实在太简单了。不管多大名气,都不可能成为你继续存在的理由。五七年反右斗争搞掉的重量级人物够多了吧?五九年反右倾搞掉的也没一个是小不点儿!罗广斌一介书生,不过出了一本小说书罢了,算老几?该查的问题,查!该写的交代,写!一九六三年,罗的名气如日中天,共青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全国青联访日代表,被“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一句话便轻易否决。一九六四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拟安排罗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又遭同样原因否决。后,日共邀请罗渡海东访,再次被有关方面婉辞。罗终未能越雷池半步。广阔社会的显赫名声和局部环境的重重怀疑、不信任和压抑结合得如此完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偏居西南一隅的大作家,就生活在这样的困境之中。应该写出伟大作品的笔,只能猥猥地写检讨书。应该被尊敬、鲜花和崇拜簇拥的一代才子,只能被“下放”到远离城市的乡下,做相当于“弼马温”的“场长”。“长寿湖渔场”的雾霭是沉重而寂寥的。罗广斌终日在那儿消磨才华横溢的日子。

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猜测,当整个社会秩序被一朝颠覆,当泰山巨石一样压得罗广斌喘不过气的重庆市委大人物们,突然间被称为“八一五”的年轻娃娃打得落花流水,那一刻,他的兴奋是多么真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真正的造反派。

 

他确实和重庆大学八一五的负责人秘密见过面。这位负责人叫黄顺义,电机系四年级学生,外号人称“老黄牛”。为人耿介,做事勤恳,仗义执言而从不转弯抹角阴三四。黄的性格注定他只能在社会舞台上充任本色演员。面对更多需要谋略甚至需要阴谋诡计的政治斗争,他的表现常常那么激情有余却又幼稚无知。他出身血统工人,“三代红”,文革一开始就被市委工作组钦点为校文革成员,可天然的正义感却使他很快倒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造反派,并被群众推举为了八一五总团“勤务员”。

罗是通过在文联驻点的重大学生为中介和黄见面的,接头地点是两路口至菜园坝半山坡上那柱苔痕斑驳的纪念碑前面。时年四十一岁的大作家很有节制地对黄表示了他对八一五的支持,同时躲躲闪闪地向年少无知的大学生谈到了市委内部若干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老黄牛”非常认真地在全团战斗组长会议上通报了这次秘密会见,最后的结论,定然是冒着风险向学生崽儿表忠心的大作家始料不及的:

“听说罗广斌这人历史有问题,我们不理他。”

 

重大的孩子们对党的感情太深。工科生慎密的逻辑思维让他们把抽象的“党”和具体的重庆市委区分得清清楚楚。八月十五日重庆大学学生造反炮轰市委,直接的导火线,就是校长郑思群被市委工作组以莫须有罪名被无端迫害,最后至于含冤自尽。

郑思群,广东潮汕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中共,曾任著名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秘书,抗战期间在延安任“抗大”某分校教务长,解放后则一直任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行政七级,算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了。他不苟言笑,身材瘦而且高,爬满额头的皱纹记录着令年轻人羡慕不已的光荣历史,一个典型老革命家的形象。问题在于,这位身居高位的老人对自己的学生恰恰非常平易,嘘寒问暖,和老父亲一样和蔼可亲。这就给大学生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正宗的共产党就应该是这样的形象,而不该像市委工作组那样横不讲理,以势压人。

六月份工作组点名批郑,七月份紧接将郑隔离松林坡进行内部批斗——时值山城酷暑,路面焦烫灼人,同学目睹老头乱发覆额,被人押解赤足而行——消息传来,全校学生皆愤愤难抑,敢怒而不敢言。更糟糕的是:就在毛泽东下令撤消工作组的第八天,即八月二日凌晨,郑在监护地用半片剃须刀割喉自尽,颈动脉血喷如注,将雪白的墙壁染得鲜红狼籍。事发,工作组草草验尸、清洗现场并火化,重庆市委立即宣布该郑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将其开除党籍……一连串的事变让工科学生确信:如此胡作非为的重庆市委绝对不能代表共产党!而且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留下了太多让人疑虑重重的蛛丝马迹,其中定然暗藏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阴谋,大学生们甚至不排除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凶杀案。年轻人一腔浩然之气喷泻而出,如水之决堤、火之燎原,愈演愈烈,最终闹出了一个“八一五”造反派。

重庆大学的学生们不愿意让一个不干不净的人掺合进来玷污“八一五”对共产党最纯正的忠诚。

 

工科学生们只精通将机械的旋转运动变成往复运动,只善于用计算尺计算节点电流和环路电压,对于著名作家这个品牌、以及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干部的政治含金量,他们一无所知。重大八一五娃娃们的无知显然使罗广斌非常失望。文科学生就不一样了。充沛的激情和多愁善感使他们和罗广斌有一种天然的默契,更何况他们毕其一生的梦想,就是作一位像罗这样的名人呢!于是罗广斌理所当然受到了重庆另一个有实力的造反派组织: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的青睐。该院中文系教师、后来被视为罗广斌“反革命同伙”的杨向东,这样回忆了两者的政治初恋:“(小说《红岩》的另一位作者)杨益言派人到人民小学……邀我去市文联会晤。很快杨请我牵线,与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见了面,从此西师造反派与罗等人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

其时,西师八三一和首都三司等组织的驻渝联络站已结成联盟,后者的通天手眼和全国性工作网络,必然使罗的政治胆量和社会欲望迅速膨胀,从而有了“一一·二七”纪念会上那场招来非议的检阅表演。

 

有一种说法: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事实上远非如此。所有期待改变命运的人,都把革命当成了自己的盛大节日。罗广斌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六六年的秋天他确实是很愉快的。“一一·二七”纪念大会刚刚过去七天,“一二·四血案”又为他的政治记分薄狠狠进帐一分。

在“一二·四血案”第二天举行的大会上,造反派真诚地让罗广斌出了一把风头。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大作家在风云变幻的中国政界混迹多年,敏锐的嗅觉让他很快发现一张绝好的政治王牌:死人。他对人说:“牺牲了这么多人,这是重庆学运以来都没有过的,国民党时期都没有过的。”这张王牌一出,重庆市委必死无疑,罗本人的地位将再也无可置疑。他跃跃欲试。对于重庆大学学生领袖们的无知和麻木,他已经显得有些不耐烦。在十二月五日那个同仇敌忾的主席台上,他便迫不及待地提议搞“抬尸游行”,并介绍说火葬场现成就有四具尸体可用。重大八一五坚持认为事情未调查清楚,这样做不合适的,将他的动议断然否决了。

这样就出现了让情绪激动的与会群众十分费解的蹊跷事。那天是说八点钟开会,大家四方八方、连夜连晚准时赶来,可大会就是迟迟不开,从八点推到八点半,又推到九点,又推到九点半、到十点:实在不能再拖了,这才宣布说是烈士遗体暂时未运来,会就先开吧。大会的第一个议程还是全体人员对着主席台方向低头,向死难革命烈士默哀。与会者注意到了:默哀前特别让人把主席台上那幅硕大无朋的毛画像移开一边去。

罗广斌那么固执地要打烈士牌,有两种解释,一是作家的职业习惯,丰富的想象力很容易让他把幻觉变成连自己都坚信不移的事实;二,从政客的角度考虑,他急需一件尽快克敌制胜的法宝:而他确信现在唾手可得的法宝不是别的,就是亦真亦幻的死尸。罗广斌非常清楚,只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政敌打翻在地,即便手中武器真是谎言你也毫无办法。反正历史总是胜利者在书写。总之,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罗广斌是不愿失去这个机会了。政治场和生意场一回事,机会总是稍纵即逝的。“一二·五”大会当晚,他马上召集北大南下学生等在市文联开会,宣布早上的大会没把尸体抢出来游行,定然是“右”了。当夜他便赶去火葬场现场查勘,担心“黑市委”“毁尸灭迹”。接着马上通知工人造反军、二七战斗团等接管火葬场,停止火化尸体。次日,罗再次到火葬场视查,再次提出要抬尸游行而不要死守尸体。接着又到一个刚刚组建的所谓“八一五联合指挥部”,强调马上抬尸游行,并接着把尸体抬去市委、搞尸展、要求市委建烈士纪念碑,等等。

一切安排就绪,十二月九日,胜券在握的罗广斌参加由外地赴渝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组成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他一人独掏腰包为十多个控告团成员购买了全部车票。同月十七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起,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要员全体出席,规格之高可想而知。罗广斌作为唯一的外地代表登台发言。得以面对如此众多颠峰高官一展口舌之能事,罗广斌可谓备享殊荣了。据《首都红卫兵报》报道:“重庆代表”在长达四十分钟的发言中,“愤怒控诉重庆市委血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一二·四’血案的滔天罪行”,并称此次血案有革命群众被打死。他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这个“重庆代表”,就是罗广斌。在激动人心的会场上,罗颤巍巍地将“控告”材料通过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庄严呈送周恩来、江青。

 

正当罗广斌像一颗政治明星在北京的天空冉冉上升,重庆八一五对于对内部悄然出现的反对派活动已经有些不耐烦。当时,除了那个“赴京控告团”到处抢镜头,更有一个前面提到的,名叫“八一五联合指挥部”的组织正式挂牌运作。“指挥部”成立伊始便开始狂批重大八一五“右”了、“修”了。组织者的意图实在太明显不过,就是要用它取代由重大八一五在造反派组织中事实上的主导地位。重大当然不高兴。某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松林坡礼堂召开全团辩论大会,快结束了,教师领袖赵云生突然站起来,将一只手臂高高举起,像举一面旗帜,直指天空,说:“我说一个问题!我就说一个问题!”赵老师身材干瘦,永远穿一件黑色的灯芯绒小胡子。精力极端充沛。他的每句话都斩钉截铁,让人感到极具份量。他说:“关于‘八一五联合指挥部’,我们的意见是:框烂!”

文革那会儿,红卫兵动辄就“砸烂”这个,“砸烂”那个。堂堂大学老师公然糊涂如斯,把司空见惯的“砸”读成了“框”,顿时逗起满堂大笑。赵不知出了什么事了,把高举的手指头又挥了挥,再次重复:“对!就是要框烂!”

其实同学们谁也不知道那个“联合指挥部”是干什么的。只是听说后来确实被砸烂了。罗广斌也肯定是知道的,只是他远在北京——造反派内部的争斗和罗的厄运,注定延期了。

 

一九六七年新年到了。新年前五天,十二月二十六日,即耶稣圣诞次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七十三岁华诞。生日那天,他对前来中南海朝贺的中央文革秀才们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话:“祝贺全国全面内战!”这句偶然流露的“最高指示”顿时把摸不着头脑的秀才们吓了一跳。而全中国的八亿革命群众,更是到几十年后在叶永烈的纪实文章里才看到,当时谁能听闻?我们只管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除了继续揭露重庆市委和保守派制造“一二·四血案”之外,战斗团开始忙着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开赴工厂、农村、专县,去“向工农兵学习”。这段时间《815战报》发表的文章多属这一类,如:“《为人民服务》学习辅导材料”、“《纪念白求恩》学习辅导材料”、“《愚公移山》学习辅导材料”、学习“老三篇”,狠触灵魂”、“对目前重庆工人运动的几点参考意见”、“抓革命、促生产的好榜样”、“像红岩八三一那样抓革命促生产”、“红岩机器厂提前七天跨进一九六七年”、“关于重庆红岩机器厂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二封信”。等等。

这些题目已经没有多少火药味了。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把关于重庆红岩机器厂的第二个调查报告“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新事物”完成,接着发排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出版的稿件,写完元旦献词:“而今迈步从头越”,就近岁末了。除夕夜,“风雨操场”举行演出。操场就在印刷厂前面,跨出门口就到了。舞台上全是些张牙舞爪的红卫兵舞蹈,再加一些毛的语录歌,觉得无甚意思,又回厂赶印贺年片。贺年片上同样是红卫兵,同样张牙舞爪,作“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状。如果要说晚会给我有什么印象,那就是:校业余体育队(而不是文工团)那位身材高挑的女摩托车手陈淑月,她表演的独唱“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扮像、声音、动作都出人意料的美丽动人。

但是后来她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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