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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园旧事》——中国二十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老钱
 
前些天,上华夏文摘,可看的文章都看完了。还有一篇,题目不太吸引我,我也没有注意过这个作者,汪晶晶。但是,也有标题看起来不起眼的,但是文章确是非常精彩的。当我漫不经心地点开汪晶晶的《啊!L老师!》时,是不太情愿的。好在,我在机场,无事。

可是,当我读开头以后,不由得我拍凳叫好。这篇文章描叙了,一个高度残疾的老师“扭”上了讲台,让大课教室里第一次来听课的学生们的心都楸起来了。这个举手投足无一不艰难,连说话发音也像机器人一般怪异的老师,让台下五、六十个学生都为他心痛,担忧,害燥,难堪。可是,当老师展开了他的讲课,他渊博深厚的学问功底,且虚怀若谷的雍雍大度,很快就震撼了所有学生的心灵。全体学生都开始在虔诚认真地做笔记,唯恐漏掉一字玑珠。这就迫使老师痛苦地展开板书。当这个老师用让人很不忍睹的姿势写出了行云流水般的优雅板书时,再让所有学生的心震撼了一次。就一堂课,就彻底地征服了所有台下的学子。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挺天立地的汉子啊。可是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竟是这个教师调离了该大学!

在短短数千字里,不仅仅文字流畅,优美,语言运用技巧高超,而且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怀,价值理念,是非爱憎,让我极其欣赏。文后说明是选自《松园旧事》第四卷《逝者如斯》 。我直觉到,这将是一部与《如焉》类似的佳作。《如焉》我也是在三四年前,在华夏文摘上漫不经心地发现的。我立刻去GOOGLE搜索了《松园旧事》。这是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的。溪流?好熟的名字。我住的城市就叫溪流,Johns Creek City。我记起一个朋友好像就是在溪流出版社工作的。我立刻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此书。果然是,得知,这本书共有四卷,才出了第一卷,《三柳湖畔》。她正好手上只有一本,就被我立即买来了。

这本书一读,就让我爱不释手,虽说不是一口气,也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了。那个时代,那样的家庭,那些遭遇,深深地打动了我,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封底的内容简介说:“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广阔的画面,革命时期的语言和真实的历史背景,通过女主人公亦叶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和回肠荡气的爱情故事,为后世留下了一幅二十世纪后半叶,非常的革命时期中,中国社会各阶层栩栩如生的《清明上河图》”。确实如此。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主要事件和社会发展变化都通过主人公的家庭的遭遇与演变得到生动细腻的体现;特别是过去五、六十年的历史中知识分子家庭的遭遇,极具代表性。

主人翁亦叶和一般孩子们不一样,从小就患有严重的哮喘病,经常被送急诊室抢救。辛亏有都是名医的父母竭尽全力,及时周到的呵护,一次一次地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来。同时,也看到同绝症病房的小朋友,从鲜活可爱到抢救无效,就在她身边死去。所以,“亦叶从小就不怎么害怕死亡和死人,这就是因为从懂事起,她自己就一直在死神身边徘徊”。从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开始到清理阶级队伍的这不到三年间,她见到了许许多多“壮烈”的死:她亲眼见到过手握主席语录,高呼誓死捍卫的口号,从对立派重重包围的大楼上跳下,摔得脑浆迸裂的学生;她自己也亲临过深入“敌后”撒传单几乎被射杀的经历;她亲眼见到过被古时代的长矛大刀捅穿身体,在血泊中高呼主席万岁的工人;她亲眼见到过在一次横渡长江的惨案中,数百名溺死在伟大领袖“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廷信步”的地方的浮尸;她亲眼见到自家对门邻居,一贯对党忠心耿耿教授伯伯,因牵涉为美帝研究细菌弹案的冤案,不愿连累无辜,毅然割断颈动脉,血流满地的场面;然后他的太太和岳母立即追随他,一起自绝于党……

文化大革命中,她全家陷于天翻地覆,焦头烂额的困难境遇之中。父亲戴了好几顶吓人的帽子在劳动改造。最严重的一顶帽子是为美帝国主义研制细菌武器,残杀中国人民志愿军,因此被打断五根肋骨躺在急救病床上。母亲在所谓的斗批改学习班(其实也还是劳动改造)。健康的哥哥姐姐都在农村插队。家中只剩她和三个老人,奶奶,姥姥和数十年如家人一样的老保母。奶奶已是风前残烛,靠她每天注射葡萄糖维持生命。亦叶自己随时随地带着应对哮喘的急救包,还要照顾不能自理,濒临绝境的奶奶和爸爸。娇嫩柔弱的小肩膀上,要担负着一家人生存的重担。好在从小就在死神的阴影中徘徊,对生死存亡的搏斗较量已习以为常了。死都不在乎,还有什么更可怕的。所以小小年纪(十五岁)的亦叶已炼成了一种与年龄不称的豁达安命,一种遇事不惊的从容和镇定。也颇知世故,颇通谋略,颇有城府。颇为聪明可爱,让人爱怜。

亦叶的父亲亦伯梅,在还没有被打伤之前,只是打入“牛棚”,天天劳动改造,干清洁工的活,打扫医院的卫生。亦叶心疼父亲,每天都去“牛棚”,帮父亲打扫。每天进“牛棚”之前,要先站在毛主席像前做一番自我批判:“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青红帮的头目,历史反革命兼漏网大右派,美帝国主义细菌弹案主犯,双手粘满新四军,革命先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鲜血的刽子手,帝国主义的大特务,亦伯梅的狗崽子亦叶,向伟大领袖请罪并请求探视”。所以,亦叶对自己的生活,或者政治定位是:“我每天上午搞革命大批判;每天下午当小牛鬼蛇神;每天晚上给老牛鬼蛇神注射葡萄糖液”。

在读到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相濡以沐时,真是催人泪下,我也不由得热泪盈眶,以至于老泪纵横。我想起我的父亲。他总是套用林彪的话说,我们家在文革中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是的。我父亲在美留学时,因为他在钛合金工艺研究上的成果,成为四十年代美国机械学刊某期的封面人物。一有运动,这张照片就成为他为美帝国主义研制飞机导弹的罪状。可是,他人缘极佳,尽管白天挂牌挨斗,晚上,还有食堂大师傅送鸡蛋挂面来压惊。有一天,他突然从牛棚跑回来了;那是从镇江回到南京!在他推开门出现时,给惶恐不安的家人造成的震撼,让我立刻想起伟大的俄罗斯画家列宾的油画,《不速之客》。这幅画展现了一个流放者进入家门时,全家人都半立起身,凝固了,惊喜交集,悲欢无措,五味俱全的场面。从此,列宾的不朽名著叠着我父亲的影像,永恒地烙印在我记忆里。没有过几分钟,工宣队的人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地把他解押回去。(我一直没有明白事情的原由)。看着他气还没有喘定,毫无分说,就立即被押出去,一个受人尊敬的教授,竟然象一只小鸡崽一样,任人提捉,毫无尊严。我和父亲一直对立,感情不合。可是,此时此景,我的悲伤,痛楚油然而起,眼泪夺框而出,刻骨铭心……

这本书不仅仅是悲壮的血腥的真实历史,也是一本充满智慧充满哲理的书。让人深省,让人开朗。因为有智慧和哲理,加之冷不丁的黑色幽默(那年代的幽默尽是黑色的),也给人带来的很强烈很深刻的愉悦和回味。

亦伯梅在自己极其悲惨的境况中,仍然保持着的那种雍容大智的学者风范,度人救世的胸怀,告诫心爱的小女儿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由“独善” 和“兼济”又引出了一串令人深思的故事。

亦伯梅正因为学自然科学的,他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本身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宇宙进化了多少年才产生了地球,地球进化了多少年才产生了生命,生命进化了多少年才产生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口号是完全荒谬愚蠢的。“万寿无壃”和“永远健康”都是不可能的。“怀着希望去漫步生命之旅是美好的。这种希望,这种美好只能依赖于宗教,依赖于一种超乎自然的力量,依赖于一种对人生有限的此岸世界有某种约束力的无限的彼岸世界。”亦伯梅虽然不信宗教,但他却认为“宗教对人这种既是大自然的产物却又是具有独立意志的生命物种来说,既是健康的,也是必要的”。一九四九年之后,“宗教在中国大地上被彻底消灭了。取而代之的在虚幻程度上完全可以和宗教比美的政治理想”。“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由谁来决定谁是“同志”,谁是“敌人”呢?靠暴力控制的国家机器,肯定是要走向深渊的。

亦伯梅给亦叶讲了二战中遇到的一位德国神父的故事,他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重要和危险的,不在于你信不信上帝;而在于原本应由上帝占据的位置被一个你的同类,一个和你完全一样的肉体凡身,却自以为是神,也被你信奉为神的人所占据。那将是人类灾难的开始,末日的来临!” 亦伯梅给亦叶讲了一系列的唐诗宋词,其中犹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最富哲理。谆谆诱导,禅心积虑地开拓小女儿的思路和胸襟。

我也是在老一辈欧美留学知识分子的氛围里长大的。从小就听知识分子的牢骚,调侃。不止一次地听他们回忆,在冀朝铸的忽悠下,如何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如何历尽风险地回到祖国。那都是小学生时候的故事了。经常来我们家打桥牌的几个反动学术权威,给我印象最深有当时南京农学院的院长罗青生,他是中国兽医学的鼻祖级的教授;有小麦育种专家吴兆苏,其贡献写入了美国五十年代的教科书;夫妇俩都是地理、测量界权威的李雪旦和陆绥芬。他们都是在自己的领域里,颇有各领风骚的才情意气和狂放不羁。让我一辈子记忆犹新的言论有吴伯伯关于“东风,西风”的高见。我一直能记得,他一边透过酒瓶底样的眼镜数牌,算牌,一边翻着厚厚的嘴唇,吐沫四溅地讥讽:“什么东风压倒西风,哪里是毛泽东的发明,那是王熙凤说的”。他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这话也不止在我家的牌桌上说过,所以,光为这句话就在文革中吃足苦头。在大跃进的时代,他们调侃各种各样的“创造发明”。有一次议论到什么“把鸡和马杂交,产生飞马”,大家哈哈大笑,兽医权威罗伯伯笑得拔出烟斗,大声咳嗽,几乎背过气去。对于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更是嗤之以鼻。他们在牌桌上的喜笑怒骂,象章诒和描写的那样,越是不让我听,我越是想听。虽然小孩子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对我而言,不偙是从小就启蒙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就让我接种了抵御思想灌输的疫苗。加之其他各种场合的耳濡目染,也在懵懂中接受了普世价值的浸礼。

有一次,我在父亲的书桌抽屉里看到了一份注明保密级别的联合国的统计资料。那一看,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就是数字:美国家庭平均每天用电是40度!中国的年青知识分子们,结婚后住在学生宿舍里,或者如小说中所谓的“鸳鸯楼”;走廊里乌漆抹黑,邻里里经常为用电纠纷不断;市民们往往一个月就用几度电,还千方百计地把灯炮的支数减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去偷电;美国农业人口每人的动力配置是135马力!好阔绰,这就是一人一辆长春的解放牌大卡车(90马力),再加一辆南京的跃进牌中型卡车(45马力)——那时,全中国只产这两种汽车,或者是一辆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怎么开得过来啊!美国人平均每个月消费的糖,肉,奶,食油……都是我们中国人人均配给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还有各个国家,地区,各种各样的数据……多了,都记不准了。反正是共产党自己印发的,不是阶级敌人的造谣。不由得我不信。从此以后,对于究竟是“谁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就持保留意见了。

虽然我从初中起就离开了家,但是这些数据,这种思维方式,精神上抗体,让我在后来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始终与那个党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然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大智大慧,先知先觉。但是,再怎么狂热,怎么糊涂,都不会丢掉道德的底线。事事都要坚持独立思考,虽然我那时的独立思考能力很有限,也很肤浅。可以不讲真话,但是不讲假话。对弱者保持同情。最起码,我没有以革命的名义做过亏心事,没有因盲从以至于留下终身的遗憾。我是初中班主任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因此文革中也受到压力要我批判老师。我始终想不出有什么可写,就是不写。

文革中有改名字的热潮,甚至姓都改了。亦叶的闺中好友美美,原名叫蒋达美。父亲是耳鼻喉专家,因为在会议上说:现在许多医生“随便给病人下美尼尔氏综合症的诊断。其实许多患者的晕旋与内耳无关,而完全是饥饿,贫血和营养不良造成的。”很快,就被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而定为“极右”。在批判会上,有人提问“为什么给女儿起名叫‘达美’?莫非做梦都想达到美国?”其父急忙辩解是,“达到美好的共产主义”。没人信,只好改为蒋继林,因为美美生于斯大林的死日。到了文化大革命,人们批判这个极右分子居然敢姓蒋,不是从骨子里留念蒋介石? 红卫兵勒令在24小 时内改姓毛。于是,美美又改名为毛继林。工宣队进校后,点名时责问:“林副统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是‘林继毛’”。我们家孩子的名字都因父母的欧美留学而带有洋气,所以在文革中也遭遇改名的压力。我妹妹很革命的,早就改了一个很革命的名字。我因为坚持“独立思考”,要想通了再做的戆劲,就是不改。

书中写到,亦叶“觉得马克思,恩格斯,鲁迅的书其实挺好看的!比高音喇叭里整天播放的最高指示和两报一刊的那些社论,写得好多了!马克思和鲁迅把他们自己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指责得一无是处,抨击得体无完肤。但是,他们的揭露和批判是冷静,理智,机敏且幽默的。完全不象今天的人们这般疯狂!最令亦叶惊讶万分也羡慕不已的是,马克思和鲁迅那样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为敌,他们两人没有死在统治者的屠刀之下,而是病死的!由此可见,万恶的旧社会,似乎比传说中的要仁慈许多”。其实,旧社会远比“新社会”仁慈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们无法理解这个疯狂的社会: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十里洋场,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孤岛时期,也没有见过这样蛮不讲理,无法无天的局面”。这个所谓“新社会”真是史无前例的黑暗,残酷。

从小看共产党如何从国民党的新闻报道中找蛛丝马迹,字里行间找真相。其实,只要有心,只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同样可以在共产党的谎言宣传里解读到很多外部世界的真相和历史的真相。其实,这些谎言,如果没有暴力专制的维持,一天都混不下去,连小孩子都能看穿,就象“皇帝的新衣”一样。

亦叶在工宣传队长李洁的家吃过一顿饭。李洁的小叔叔说,当初家里困难,没能让孩子多读书,否则那能让他辍学进厂啊。全家人都沉浸在回顾往事的痛苦中。亦叶说工宣传队长的劳动模范父亲:“还真是英明”。大家都笑了,“英明”在当时是毛泽东的专利。亦叶辩解道:“真可以说是无比英明正确的”,否则现在也正好赶上上山下乡,那轮到进学校去占领教育阵地啊。说得祖孙三代都破涕为笑了。我知道我父亲手下的中年教师中,有贫苦出身的红小鬼,老早参加革命,又经过抗美援朝,因为可靠被派来占领资产阶级的教育阵地;当了调干生,留了校,成了大学教师,到了文革,又变成要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什么荒唐逻辑!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瞎说”。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虽然知识分子们的脊梁被打断了,但是,很多人的思想是无法改变的。就象章诒和描写的,当罗隆基告诉章伯钧,英国人把我们写进百科全书了,说我们是为了中国人民争民主政治。章伯钧老泪盈眶地唏嘘不已,死而足已,毛泽东成全我们了,要不然,我们哪能进大英百科全书啊。毛老头子不放心知识分子,其实是有道理的。所以,共产党要反复整知识分子,一次一次的运动,把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一次一次敲断,再一次一次地用狗的奴才骨接起来。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彻底改造了。让钱学森,钱伟长这样的大科学家,都在卑鄙者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至死都保持着恭顺的奴才心态。

我亦很能体会到亦叶在入团的问题上的痛苦,为不会写入团书而苦恼,因为不愿意违心。她坦诚地宣布,无法“和这个世上给了我生命,又一次次地挽救我的生命的人”划清界限。交入团申请书时,亦叶完全没有其他年轻人“都有的那种羞涩,虔诚,亢奋,不安和激动,甚至连呼吸都没有加快”。回想我自己的入团,连宣誓的前,中,后,我也是一点也不曾激动。看到其他同学激动无比的,想装也装不出来。当时真是恨自己缺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因为我的精神上抗体在起作用,让我永远疑疑惚惚地与党保持距离:你别又来忽悠我,什么鸡与马杂交成飞马,什么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看着老头子的敞篷车一闪而过,我不仅仅没有激动,相反,那一瞬间,毛老头子的坚毅冷酷的面部表情,短暂飞快,果断决绝的挥手,给我留下了恐怖的印象,一点也不慈祥。让我做了几个晚上的狗崽子的恶梦。后来看到,他的御医李志绥回忆,在一次娱乐活动中,一个演员的孩子出了急事,毛老头子一点都不动容,就完全符合了我恐怖的印象。我当然是完全对的,毛老头子亲手缔造的政权造成了中国人民九千万人命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啊,套用大批判的语言“罄南山之竹作笔,倾东海之水做墨也写不完”!在“四?五”事件中,南大的学生在下关火车站,把纪念周恩来的标语刷在火车上,把烈火播向全国。当天早上,我和我的伙伴们把大标语刷在鼓楼广场的卫校的白墙上。当时,我就想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幸亏大家不同意,我也终究没有那个胆量。否则,我也早已“作古”三十多年了,或者是再造好汉一条了。所以到毛老头子死的时候,我是直打心眼里高兴。在我心中呼喊了无数遍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终于上苍开眼,被老天爷落实了。在南京市鼓楼广场的毛老头子的哀悼大会上,周围一片哭声。听到华国锋用湖南腔说“学”字,听起来就是“XIA”。所以,“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学说”,听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瞎说”。太对了!让我几乎忍俊不禁地要笑出声来。

这本书对当时社会的描写之深入广阔,比如书中描写了在工宣队队长李洁家的那一顿饭,生动细腻,把那个时代人民生活的,人际关系,经济条件,物资供应表达得栩栩如生……。很多,很多,俯拾即是。风趣的语言,历史的再现,让人忍俊不禁,玩味无穷。就是这些栩栩如生的方方面面的细节,细致入微的文笔,才造成了这本书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真就是一幅中国二十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这幅《清明上河图》是史无前例的,血淋淋的。起码,这部《三柳湖畔》是浸透了鲜血的。 我想,即使是对被有意堵塞视听,对文化大革命已无从知晓的80后,90后,读了这本书也会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生动的理解。对70后,60后,50后,40后……,都会有震聋发聩,唤起“被”有意忘却的记忆的作用。

这本书肯定是不能被现在大陆当权者接受的。但是,这本书肯定比当权者更长寿。

我等待着后续的三部的问世,我希望它不仅仅是《清明上河图》,也将成为是中国的《静静的顿河》。

《三柳湖畔》 汪晶晶 著 溪流出版社 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