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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伍豪事件”中

 

(27) 恶梦重温

 

    对周恩来来说,发生于1932年的“伍豪事件”无疑是一场恶梦。可以说多亏了潘汉年全力周旋方才转危为安。然而谁又能料到国民党垮台、共产党上台近20年以后,已经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却又恶梦重温,再次饱受“伍豪事件”的打击和煎熬。

    1967年夏天,整个中国是红卫兵的天下。热衷于大抓叛徒的革命小将们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把铁拳对准了自己的周总理:他们从发黄的故纸堆里发现了那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红卫兵之母”自居的江青接报大喜,心想这可抓住了你周公的尾巴,5月12日看到白纸黑字的“铁证”,17日便将复印件摆在林彪、康生和当事人周恩来的面前,所附短信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某某),要求同我面谈。”

    已入古稀之年的周恩来,重见当年这个伪造的启事,不禁百感交集,内心悲苦异常;而目睹那封暗藏杀机的短柬,却又气愤难平,怒目圆睁,当即在江青信上奋笔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知为敌人所为,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天夜里,已劳累一天的老总理不得不调来当年上海各种旧报纸仔细翻阅,直至东方既白。70岁的老人不得不为卫自己的名节而亲自披挂上阵了。5月19日,他将有关资料整理出来,写好一封信,呈送给红卫兵最信赖的人――毛泽东。他在信中说: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已向主席这样说了。……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就不全了然了。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月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月全订本两册,请翻阅。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信和相关资料以后,笔墨简洁地批道: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这一最高指示耐人寻味,值得后世历史学家为此忙活一阵子。老人家为什么不表态呢?当年为这个敌人伪造的启事,他这位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是签发过布告的呀!是他忘了还是假装忘了?拟或是当初那个替周恩来辨诬洗冤的布告乃别人借名而为,而他这个政府主席确实身处逆境,对此一无所知?真有意思。

    直到第二年,即1968年1月16日,他老人家好像忽然想起或者是忽然搞明白了这件事,在一份有关信件上二次批示道: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接着,又过了近4个月,即1968年5月8日,老人家更明白了,在一次与人谈话中忽然说道:

 

像许友这样60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

 

    周恩来毕竟是老练的政治家,他懂得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而不管表面看起来是多么的靠得住。早在他将相关资料和给毛泽东的信发出去之前,就将它们全部拍照存档,并把这一情况写信通知江青。信中说:

 

此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这就是告诉政敌说:你是不懂得当年政情和共运的;想在这上头做文章,可惜我早就对党有所交待了,你是什么把柄也抓不到的啊!

    周恩来的机警和谨慎没有错,尽快这段历史已经非常清楚,连毛泽东都三番五次地予以剖白,可是到了4年后的1972年,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刚开始之际,毛泽东还是要周恩来在会上将这件事“说清楚”。于是,6月23日,已身患绝症的75岁老人,不得不把折磨他达40多年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个魔鬼放出来,再狠狠地折磨自己一次。

    当年的当事人之一陈云也在会场,他不无悲愤地发言说: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243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我现在书面声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在这里,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潘汉年,陈云没有提到,不是他忘了,而是他不敢提。因为此时的潘汉年正监禁在秦城监狱,他坐自己人制造的冤狱已经快20年了。周恩来晦气,难道潘汉年就不晦气吗?

    事情并没有完。周恩来6月23日刚就此事发完言,7月间,毛泽东的新接班人王洪文就叫人从上海档案馆继续寻找“伍豪的材料”;有人果然发现新大陆,是一份叫做“伍豪等人启事”的东西,王副主席立即批道:

 

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

 

    “再等一个时期”,再等一个什么时期?等到1974年1月24日,有人写道:“江青一伙未经中央批准,背着毛泽东主席,也不经政治局讨论”(天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笔者),擅自召开在京部队、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矛头所向,不离“周公”,不离“宰相”,不离当代“大儒”,一句话,不离那个倒霉的“伍豪”。

    这边,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1975年9月20日,在又一次切除大手术之前,这位一向儒雅十足的大国总理,突然有失体面地孩子般地大声吼道: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他一边悲痛欲绝地喊着,一边固执地要来自己3年前的“6-23讲话”记录,双手颤抖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以示对自己说过的话的负责态度,尽管他的这个发言已经正式录音,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

    此时的周恩来总理,不知是否想到过潘汉年这个人?要是潘汉年这个人一直安安生生地活在中共高层领导圈里,那么他定然是替自己辨诬洗冤的铁证人。可是他的政治生命过早地完结了,也连同他作为“铁证人”的资格一起完结。难道周恩来先生对此没有一点责任吗?1955年当潘汉年面临灭顶之灾时,周恩来原本是有能力伸援手的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历史档案中查不出这一条。关于这一团迷雾,我们将在以后的篇章里详细涉及。

    潘汉年,在处理“伍豪事件”中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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