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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伍豪事件”中

 

(26) 四两拨千斤

 

    隔着“伍豪事件”,国民党方面与潘汉年对阵的主要人物是张冲。这也是他们俩的第一次直接交手,潘汉年时年25岁,张冲29岁。

    张冲,字淮南,别号御虚,1903年生于浙江省乐清县茗屿乡官头村。因为此人后来在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出过大力,并与周恩来、潘汉年等中共要人成为很不错的朋友,所以这里有必要将他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少年张冲聪慧异常,5岁能给大人朗诵《诗经-关睢》,读小学时已将王安石、苏轼、叶适等名家的文章背得烂熟于胸,且宣称平生最喜范仲淹,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奉为座右铭。一次与同学结伴游雁荡山玉甑峰,兴之所至,题诗一首:

 

万方多难此登高,

一览群山意气豪。

四海生灵尚涂炭,

澄清天下敢辞劳。

 

    诗虽平直,但少年意气干云,还是极有气派的。“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秋天里,16岁的张冲考入温州省立十中,很快成为校内学生运动的活跃人物,发起组织了“醒华学会”,醒华,醒华,要唤醒沉睡中之中华也。他被一致推为理事长,领导大家读新书,研究新文化新思想,校内校外出壁报,走上街头搞演讲,还曾带着会员和不少进步学生到温州各大码头检查、抵制日货。1922年夏天,19岁的张冲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不久加入了当时还比较革命的国民党。3年后的1925年,张冲以官费生资格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再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对俄语学有所成。在东北期间,青年张冲仍不改革命志向,积极参加反对亲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秘密活动。1927年3月,军阀当局以“赤嫌”罪名将张冲逮捕,直到一年多以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张学良掌权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他才被释放出狱。1929年,经历过牢狱之苦的张冲年方26岁,意气风发不减当年,携着白俄妻子一路南下回到南京,被引荐认识了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先后就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等职。由于他才华出众,精明强干,又熟谙俄语,故在陈氏兄弟的大力推荐下,于1930年春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时年27岁。新上任的总干事张冲踌躇满志,决心要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以报答二陈的知遇之恩,以显示自己年轻有为不负众望的好形象。当此之际,党国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无疑是“共匪”作乱。这也是蒋总统最大的心病。所以,要想报效党国,得到蒋总统的赏识和重用,就得在“铲共”方面创建奇功。张冲正是看清认准了这一层道理,所以一听说顾顺章叛变,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立功受奖的机会来了。当陈老板亲自给他派定赴上海彻底摧毁中共“老窝”的任务时,他不由得欣喜万分地在心里欢呼道“真是天助我也”!暗想:“只要我能抓住周恩来,那可就了却了蒋总统的一桩大心事,接下来我还发愁什么呢?”他甚至得意地想:“周恩来,周恩来,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模样!”好像他已经把人家抓住了似的。谁知事与愿违。张冲的上海之行,大致可以叫作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如前文所述。于是,年轻气盛、邀功心切的张冲有点脑羞成怒、气急败坏,遂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泰山压顶的气势,搞出了一个“伍豪事件”。他太想反败为胜了。

    面对从正面气势汹汹冲来而又成败在此一举的敌手张冲,潘汉年别看年轻几岁,却也一点不怯场,虽说还没有完全想好应对方略,尤其还缺那么一手制胜绝招,但看上去似乎成竹在胸的样子。因为他从心理上先胜出一步:好你个张冲!你用来救命的伍豪先生两个月前就跑到江西去了,你们国民党庞大的特工网居然一无察觉;一无察觉倒也罢了,无能就无能吧,却还要卖弄这点无能,炮制什么“伍豪事件”之类,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也太叫人小瞧你们了呀!好吧,看我怎么样让你张冲丢人现眼,再来一次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时报》登出的当天,潘汉年就敏感地意识到“来者不善”,他当即去找陈云商量。陈云亦有同感,也正在考虑此事,并且,作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之一,他还代拟了一份《伍豪启事》,想在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上登出来,以否定那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潘汉年看过《伍豪启事》,说:“陈云同志,这事肯定来头不小。《申报》馆我去跑。你是不是要先给他们反映一下?”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留在上海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成员们,依次是: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前3人为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是博古。这是掌实权的王明在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前匆匆忙忙搞起来的。

    陈云身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当然知道更多内幕情况,他叹了口气,沉思不语,好一会才说:“是呀,反映是得反映,可情况复杂得很。博古同志现在一有机会就要敲打周恩来,尤其发生了顾顺章叛变事件以后更是这样。那么他能正确看待这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吗?会认为这是国民党的诬陷阴谋,目的正是要败坏周恩来的人格和形象,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吗?万一他感情用事,不作调查就下结论,那可怎么办?去年的东方旅社事件,给我们的教训还不惨痛吗?”

    去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以罗章龙、何孟雄等为首的一批中央领导人,由于政见不同,就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的紧急会议,会后散发了《告同志书》,要求共产国际免去米夫职务,另派代表来华指导中共工作,成立临时中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中共“七大”。之后,何孟雄、林育南等反对派人士又多次开会商量此事,开会地点选在三马路222号的东方旅社,这里实际上是中共江苏省委秘密机关。1931年1月17日,他们又一次在该旅社31号聚会,研究反对王明集团的具体步骤,忽被公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行动队逮捕。20天后即有24位同志被杀害于龙华监狱。这就是至今还难以定论的“东方旅社事件”。之所以难以定论,是因为至今搞不清是谁向反动派出卖了这些可爱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但多数人认为是王明集团一伙用借刀杀人之计清除异己。老党员李沫英在《党史资料》第七辑中回忆说,入狱后,亲耳听到敌人在审讯他时说,“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告密出卖了你们”。连权威的中国通、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博士也持此论,他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一书中写道:“1931年5位殉难的青年作家(指胡也频、柔石、冯铿、李求实、殷夫5位左联作家――笔者),连同英勇就义的19位即将离去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出卖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借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言,还不能以此断定王明们就是那个可恶的犹大。不过,王明对何孟雄等人的牺牲表示幸灾乐祸,则是有案可查的。据当时担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后来回忆:“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时任江南省委书记之职――笔者),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至少先通知有关人员再也不要去东方旅社了。王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再据老党员陈修良写书回忆:当听到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后,“王明却冷漠地说,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是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这是咎由自取。”

    潘汉年当然清楚“东方旅社事件”,何孟雄等人被捕后,就是他这个省委宣传部长,亲自给身为省委书记的王明报的信。王明紧张而暧昧的态度当时就令他感到某种不对劲。这些同志死得实在太惨了,也太冤了。现在见陈云提到此事,他心里也不由得打起鼓来。

    陈云看到潘汉年好半天不吭声,说:“也别想得太多了。哎,对付这个所谓的伍豪启事,你有什么具体办法没有?”

    潘汉年说:“没怎么想好,不过也有些打算。”

    陈云说:“快讲讲。”

    潘汉年说:“当务之急是先去《时报》社摸情况,这个启事是谁送来登的?有什么背景?这些底细不搞清不行呀。至于怎样反击,视摸底情况而定。不过,先在《申报》上亮明我们的态度也很必要。另外,在我们机关刊物《实报》上是不是也可以发表一则辟谣声明?”

    陈云点头说:“是很必要。这事回头我去安排。你还有什么点子?”

    潘汉年的确还有一个很具体很有效的点子,那就是尽快想办法让中央苏区政府不管用什么形式,比如由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表一个声明之类的东西,重点指出伍豪同志早就到了瑞金这一事实,谴责国民党的无端造谣。但他想了想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知道眼下苏区那面太复杂了,肯定不大好办。

    陈云说:“还有什么快说呀。我知道你点子最多。”

    潘汉年看看藏不住,就说了自己的想法。

    陈云听完说:“这一着当然管大用,只是毛泽东现在的处境……汉年,有些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呀。”

    是的,目下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经靠边站了。这话说来有点长。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为了把自己的“精神”贯彻到中央苏区去,便专门组织了一个名叫“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的三人工作组,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顾作霖和侯补委员王稼祥组成,于去年4月进入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所在地江西宁都青塘墟。下车伊始,便召开一个“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继续会议”。听这名字多拗口。一天的会议却产生了5个决议:《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关于CY工作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大加指责,上纲上线说中央苏区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没有坚决地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对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做批评与纠正”;因此,对苏区中央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和“充实”。去年8月30日,王明再以中共中央名义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主要内容如下:

 

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一、党还没有用一切可能力量动员阶级群众来巩固这个根据地,群众自己的力量还很薄弱,环绕苏区的白色统治区域的群众工作完全没有。二、对于消灭地阶级和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的态度,没有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办法。三、苏维埃改造运动至今很少成绩,党委党委包办一切,全苏代表大会一直没开成。四、八小时工作制至今未能实现,工会一向无斗争,反帝同盟在苏区没有组织。五、对于AB团的斗争方法最缺乏的是思想斗争的深入与群众的教育工作,一方面将它简单化了,另一方面又扩大化了。总之,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犯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还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

 

    王明犹觉不过瘾,于10月初又发出一个所谓第4号电,标题是《苏区工作的成绩、错误及目前中心任务》,电文内容除重申“指示信”中对苏区工作的指责以外,最重要的新精神就是责成“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要严肃对待“他们的错误”。于是,11月1日至5日,三人工作组在瑞金县叶坪村主持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这次会议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大批毛泽东和他代表的正确路线,扣上的大帽子计有:“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富农路线”――对抗王明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对抗王明关于“先法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等等。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同时也撸掉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权柄。虽说最后总算给毛泽东保留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职位,但在两位副主席项英和张国焘的挟持下,他是有名无实,形同虚设了。

    潘汉年对这种情况是知道的:“陈云同志,听说毛泽东最近病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陈云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你刚才提到的事咱们还得办,这样吧,也由我来想办法。你现在要忙的,是赶快摸清刊登启事者的全部详细情况,顺便去《申报》馆跑一趟。”

    潘汉年说:“好的。”

    陈云又说:“你通知康生,回头我们三人先开个紧急会议,我们特科应该有个具体意见,然后再给他们汇报。另外,我有个想法,由你集中精力处理这件事,其他的都先放下。你要没意见,等开会时我就提出来。”

    潘汉年说:“具体事我来办,但大事还得你和康生出面。”

    陈云说:“我现在还有全总那面一大摊子事(此时陈云兼总工会党团书记--笔者),特科这边就康生和你了。这件事你就大胆干吧。”

    潘汉年先去跑《申报》馆。该报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者是英国商人美查。最初两日一张,不久才改为日报。1909年,大买办席裕福借款接办了它,但仍用外国人的名义发行。1912年,史量才先生将该报买下,从此改版变为一张大报,逐渐名声显赫,至目前发行量已经达到15万份。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初期,《申报》的政治态度是拥护蒋介石的,但自从去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后,它明显地向左转,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进而抨击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要求停止“训政”,实行“宪政”,还发表宋庆龄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文章,登载有关人权保障同盟的文章和报导。而且,史量才先生聘请陶行知先生担任顾问,另外还有李公朴、黄炎培等爱国人士,都受聘参加了《申报》工作。所以目前在上海滩,《申报》是与中共保持有一定关系的进步大报。不过,潘汉年此时与《申报》还不大熟悉,他直接跑到广告部去联系。那里的律师看过登载内容后,认为不好处理,原因是他们没有登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也就不好登辟谣启事。但对方透露说,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处已经派人来过,质问为何不登送来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看来顶不住压力,迟早得登。并说《新闻报》、《时事新报》这两天就要见报。

    潘汉年再去跑《时报》馆。当时中国有两大《时报》馆:一是天津《时报》馆,那是一份外国人办的中文报纸,1886年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和怡和洋行总理笳臣集股创办。主编可是位著名人物,乃大英帝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是也,他那本销量很好的《时事新论》一书,便是该报所发评论文章的集大成者。另一个就是上海《时报》馆,由清末改良派人物狄葆贤(楚青)于1904年6月12日创办。他聘请陈冷为主笔,在版面体裁上有所革新,分正刊、副刊,并有插图;对重要专电、新闻使用大字标题;设时评、教育、国粹等专栏,后又增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周刊。办报初期,曾因宣传收回粤汉路利权和反美爱国运动而名噪一时。但后来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中,却站到了保皇派一边,宣传保皇和实行君主立宪的谬论,诋毁民主革命运动,遂使其名声大受影响。1921年,狄葆贤经营困难,便将该报产权出售给黄承恩。不管怎么说,它在上海还算一家比较有影响的报纸。潘汉年通过深入了解,终于搞清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确实是由张冲亲自执笔杜撰,由黄凯抄写多份,派专人分送上海各大报馆。由《时报-早晨号外》率先登出;接着是18日《新闻报》登出;20日《时事新报》登出;《申报》的确开始不登,理由是243人联名启事为何只署一人姓名?是一大漏洞,故“决定16日暂不刊出”,后来顶不住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压力,才于20日、21日连续登出。调查结果证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实属蒋介石南京政府直接插手制造的政治大阴谋。

    正如本章开头所写,中央特科三巨头陈云、康生、潘汉年于2月21日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潘汉年将自己这两天的调查情况做了汇报。会议决定由潘汉年挂帅出征,向敌人发起全面反击。

    1932年2月27日,中共党报《实报》第11期,刊登了上海临时中央以伍豪个人名义所写的《伍豪启事》,全文如下:

 

最近在各报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大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把中俄合办的中东路双手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三省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指本年1月28日爆发的淞沪抗战――笔者)中,在英勇的19路军士兵背后,同帝国主义做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同日的《实报》上,配合《伍豪启事》,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指出:国民党利用“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诬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诬蔑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险恶阴谋和可耻伎俩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时隔没几天,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以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布告,主要内容如下: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243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以上所发的启事、文章和布告,当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它们的影响力基本上局限于中共党内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这对于上海各大报在全社会乃至国内外所造成的影响来说,显然还是非常不够的;对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威望,维护周恩来同志的名誉和威信,尽快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也是非常不够的。潘汉年想: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不利用上海各大报这样的舆论阵地是绝对不行的了。

    但是,又怎样来利用它们呢?组织一批大块文章吗?那么这些文章怎么写?一味地表白我们共产党人绝不会干这种事吗?一味地论证国民党这样做只会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吗?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吗?……这固然无不可,但显得太被动,太费劲,太缺乏出奇制胜的效果;再说,政治色彩这样浓厚的大块文章,社会上这些报纸谁敢给你登呢?谁又舍得给你这么大的版面呢?潘汉年想:不行。一定得在“巧”字上做文章。话不在多,要说到心坎上;力不在大,要使到点儿上。俗话讲:四两拨千斤,此之谓也。

    潘汉年经过一番细思量,最后把目标定在《申报》馆:第一,它的发行量最大,复盖面最广,在全国的影响力最强;第二,它目前的政治态度很鲜明,总经理史量才先生和顾问陶行知先生都是爱国进步人士,与不少著名的左派文化人都是朋友,有事好商量,愿意帮助我们;第三,已经就此事与他们打过交道,有了进一步合作的基础。至于怎么样出巧出奇,也不妨去听听他们这些报人的意见,尤其是报业巨子史量才先生,用报纸跟各种人打了几十年交道,只要他乐意,一定会替你想出高招的。只是要想接近史量才,那得劳动陶行知先生的大驾。

    陶行知先生因为创办晓庄师范而名声大振,又因为他支持该校革命师生参加“和记”工厂工人罢工斗争而被蒋介石下令通缉,不得不逃亡日本。他是去年回到上海的,被史量才特聘为《申报》总管理处顾问,非常倚重。最近,他俩正为国民党蒋介石不积极支持19路军的抗日行动深感气愤,要在报上大肆发挥一番。一听潘汉年的请求,不禁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无耻下流义愤填膺,对他们一向敬重的伍豪先生深表同情,当下表示一定很好合作,以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史量才不愧经验老到,即时出点子说:“兵不厌诈,智取可也。来,听我的。”在他的授意下,潘汉年起草了一则小小广告,内容如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史量才解释说:“这几句简单的话说明,伍豪先生要在本报刊登的广告因故并未见报,那么本报20日、21日所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则是另有伍豪其人,与本伍豪概无关系也。曲折是曲折了点,但明眼人一看就懂。回头看看反映再走第二步不迟。”

    过了几天,史量才先生还惦着这事,又出点子说:“汉年小弟,你有没有认识的大律师,很有点名气的?”

    潘汉年说:“有,有个陈志皋,不知怎么样?”

    史量才说:“噢,你认识陈大公子,那他就行。你让他以伍豪先生的特聘律师的名义,出面在敝报刊登一则启事,思路就跟那天的广告一样,内容长一点,词语也更明白有力一点,保管从此邪气消散,风平浪静。我知道你笔头了得,就你亲自拟定吧。”

    潘汉年要找陈志皋那很容易,只要给黄慕兰打过去一个电话就成。面对这样的任务,陈志皋也勇于承担,而且对计划有所完善,他提出说:“老潘,在上海这个地面,要说想扩大影响加强效果的话,中国人出面不如洋人出面好。所以我想与其我出面,不如请出一位洋律师出面更好。你觉得怎么样?”

    潘汉年大喜,说:“我怎么想不到。那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陈志皋说:“有呀,大名鼎鼎的巴和律师,法国人,《申报》常年法律顾问。怎么样?”

    潘汉年说:“《申报》常年法律顾问,那史量才先生怎么没提呀?”

    陈志皋笑笑说:“这就是史先生的聪明处呀。”

    潘汉年说:“请得动吗?”

    陈志皋说:“只要我出面,不会有问题吧。只是此公出山费不低。”

    潘汉年说:“什么价?”

    陈志皋说:“最低100块大洋。此公颇爱中国古字画,如有一幅真迹送上那就万无一失了。”

    潘汉年果断地说:“就这么定了。”

    1932年3月4日,《申报》在显著位置刊出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全文如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亲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41号6楼5号

 

    潘汉年起草的这个紧急启事非常巧妙高明,它明确向外界宣布,平日只在撰述文字时使用伍豪一名的周少山(周恩来),与那个刊登脱党启事的伍豪风马牛不相及,原本是两个不同的人,仅名字巧合罢了。这样,巧用四两力,就毫不费事地将张冲们苦心营造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打破推倒了。

    后来李一氓在《模糊的荧屏》一书中回忆说: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笔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

 

    这个紧急启事在《申报》登出后,果然效果非凡,再也未见张冲们作出什么新的反应。1953年6月,已经成为新中国阶下囚的原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在追述当年跟随张冲制造“伍豪事件”经过时供称:我们伪造的那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这也就从反面证明,潘汉年在整个《伍豪事件》中处置得当,成功地保护了周恩来,保护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这里要罗嗦几句的是,那个曾经聪明而有力地帮助过潘汉年、帮助过共产党的史量才先生,因为思想倾向和社会活动越来越符合革命和人民的需要,而更叫国民党当局感到恼怒和恐慌,于是在“伍豪事件”发生两年多以后的1934年11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剌杀于沪抗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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