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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伍豪事件”中

 

(25) 水有多深

 

    1932年2月21日晚上,中央特科的三位负责人陈云、康生、潘汉年聚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怎样对付眼下突发的“伍豪事件”。

    这里,我们应该把陈云和康生此前的经历约略地介绍一番。陈云在新中国的知名度相当高,老少皆知的毛、刘、周、朱、陈、林、邓,这陈就是陈云;但人们对他早期的革命生涯则知之不详。他原名廖成云,1905年6月13日出生在上海青浦县章练塘,从事革命活动以后改名陈云。1915年,年仅10岁的陈云从小学毕业后就不再读书了,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名小学徒、店员。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20岁的陈云血气方刚,表现突出,随后又参加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不久便被吸收为中共党员。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陈云亲身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并与周恩来结下了革命友谊。大革命失败以后,陈云返回青浦老家从事农民运动,历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并领导了当地的农民武装暴动。1929年先后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和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军委委员。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侯补中央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职务。同年6月,即被调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接着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就在发生“伍豪事件”的前几个月,他已经成为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和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主要精力已不在中央特科这边了。康生这个名字,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出尽了风头,而最后变得臭不可闻。他本姓张,叫张宗可,1898年出生于山东胶县大台庄。16岁入青岛礼贤中学读书,这是一所由传教士兼学者理查德-卫立姆创办的西式学校。毕业后返回家乡,随家迁居诸城县,改名为张裕先。第二年在诸城县高等小学执教,又改名为张叔平,此时认识了江青。1924年,26岁的张叔平考入上海大学,改名为张耘。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上海总工会干事,接着担任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1927年,调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幸存了下来,不久担任闸北区区委书记,并与上海大学学生曹轶欧结婚。1928年,改名为赵容,历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29年成为李立三的执鞭者,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接着再转向王明集团,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之职。顾顺章叛变后,调来中共中央特科任第二把手。至于康生之名,是他后来去莫斯科给王明当副手时才改的。

    这次的中央特科三巨头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不过,据当事人陈云和康生许多年以后的回忆看,那天大家一致同意,由潘汉年全权处理迫在眉睫的“伍豪事件”。

    潘汉年当仁不让,表示一定要处理好。但他同时心里也十分明白,这个“伍豪事件”很有来头,背后的水不知有多深。

    那么,究竟什么是“伍豪事件”呢?

    先来解释一下“伍豪”二字。它是周恩来在30年代使用的一个化名,还有一个化名叫周少山。所以,“伍豪事件”也就可以当成是“周恩来事件”吧。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主义路线开始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由他提名,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组建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共有6人,是: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常委3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而这个领导班子的实际操纵者王明,却不愿意与大家同甘共苦,他被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制造的白色恐怖吓坏了,早已于1931年10月18日,带着老婆孟庆树跑到苏联,就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去了。

    要说危险,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中处境最危险的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他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就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他又是主要指挥者之一,敌我友三方认识他的人都太多太多了。接着,他又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两次组建中共中央特科,给国民党的特工部门以沉重打击,成为国民党当局最仇视的人物之一。而大叛徒顾顺章和向忠发与他又曾同是中央特委三成员,平时朝夕相处,对他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都了如指掌,成为反动当局搜捕他的活地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经组织安排,也在1931年年底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革命根据地,12月下旬抵达中央苏区的红色首都――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这也就是说,1932年2月16日“伍豪事件”在上海发生的时侯,事主伍豪也就是周恩来本人早已不在上海了。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起事主不在事发现场的非常奇特的“伍豪事件”吧。   

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忽然登出这么一则启事,名为《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内容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同样内容的这个启事,在17日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和20日、21日的《申报》上连续登出。

    如上所述,伍豪即周恩来,已于两个多月前离开上海抵达瑞金,怎么会在上海又自登启事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有人借伍豪之名,行诬蔑陷害伍豪之实,是一个居心险恶的政治大阴谋。

    后来的史实证明的确如此:这个恶毒无比的阴谋,是由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伙同共产党的大叛徒顾顺章,以及中统特务黄凯等人共同策划的。但是要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偏偏要拿周恩来当作打击陷害的目标?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内幕情况?这水可就深了!

    上一章里,笔者曾留下尾巴说,潘汉年策划剌杀王斌以后,对叛徒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工部门震动之大,有点出乎人们意料。现在,就让我们再从顾顺章说起。

    顾顺章叛党投敌,自然是他的内因所致,但一些外部因素也不容忽视。1930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苏联人米夫秘密来到中国,贯彻国际路线,准备彻底改组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让满脑子“洋教条”的王明上台执政。他来到上海后,首先召见王明,向他透露共产国际的态度,然后这才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等人会面,斥责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是错误的,吹捧王明才是“国际路线忠实代表”,“反调和路线的英雄”。过了半个月,在米夫的一手策划下,于1931年1月7日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只开了一天,却长达15个小时。为使王明等人上台,米夫确定了王明等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议,既有发言权,又有与中央委员同等的表决权。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名单,也是由米夫一个人拟定的,在这份名单中,王明为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侯选人。会后不久,王明又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一个原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7岁青年,一夜之间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领袖人物(总书记向忠发不掌实权――笔者),从此,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又占了主导地位。

对于王明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顾顺章也是非常不满意的,他觉得这些号称“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那么年轻,一回国就成为党内高级领导人,比自己的地位还要高,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实在是太气人!他现在看到从莫斯科回来的那帮人盛气凌人的样子,就浑身不自在。他们居然连总书记向忠发和周恩来都不放在眼里了,对我顾顺章还会有什么好吗?何孟雄、林育南他们不就是看不惯王明那一套,才要另立中央吗?结果被人告密让国民党给逮去杀了,很可能就是王明搞的鬼。他今天能借刀杀他们,明天就不会要我顾顺章的命?想我顾顺章多年来替共产党出生入死,吃苦受罪担风险,功劳有目共睹,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还能听任他们这帮洋学生摆布?不行,我得另作打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呀。顾顺章正是怀着这样不平衡的心理,加之其本质上的严重缺陷,方才开始走上堕落之路的。

    顾顺章是在武汉被捕的。他于1931年3月31日从上海来到武汉,任务是护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和少共中央委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按说这样的事用不着顾顺章亲自出马。但因为数月前中央和长江局在武汉的秘密机关均被敌人破获,苏立民、袁秉章、袁树人等几十位地下工作者惨遭杀害,武汉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作为中央特科的实际负责人和周恩来的得力助手,顾顺章要借护送张、陈之机,来武汉重建该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可惜不等完成这个任务,他就于4月24日被捕了。

    关于顾顺章的被捕经过,至今60多年过去也没有一种定说。

 

《聂荣臻回忆录》记载:“4月,顾顺章由鄂豫皖返回,路过武汉时,竟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

 

    聂荣臻曾与顾顺章同在中央特科共事,但事发时并不在武汉,当属第二手资料。

 

《陈赓大将》一书记载:“1931年3月,沈泽民同志和张国焘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方面军去工作的时侯,党派顾顺章护送他们前往。顾顺章送到汉口与红四方面军派来的人接上头,而后搬往汉口法租界德明饭店,进行个人活动。擅自用‘魔术家化广奇’的艺名,大登广告,在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这个时侯,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由于特务机关给了他限期,要他必须多少天内抓住几个共产党员,否则就要枪毙他。过去和他接触的共产党员早已转移。这个叛徒急得象一条疯狗似的伸着鼻子到处搜索。此人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4月24日这天,眼看期限要到,王愁无法交帐,来到江边徘徊,不料中午时分,在江汉关前撞见了顾顺章。他便暗中与特务一起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侦缉处,马上逮捕了顾顺章。”

 

第三种说法,出自解放后几个叛徒周大烈、尤崇新、黄佑南、张崧生的供词:

 

1930年3月,顾顺章等从上海至南京下关,搭乘祥泰木材公司拖船至汉口,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边区后返回武汉。顾化名黎明、李明,和特科成员张增谦以师徒相称,住宝华街特务处附近怡园旁的世界大旅社。1931年4月25日,周末下午,6名稽查处缉务员分别跟随叛徒尤崇新、周某身后,在汉口江汉关一带,识别、指捕革命人士。到4、5点钟,缉务员一无所获,带着尤、周回特务处。当他们路经三教街西二码头,来到三阳路口北面冷落的转角阜昌街附近,和看完电影(一说是戏剧)出来的顾顺章张崧生迎面相遇。张见尤崇新前后的便衣,知情不妙,神色有异,同时加快了脚步。……尤崇新点头默认。缉务员便一拥而上将顾、张逮捕。……随后,特务搜查了顾住的世界大旅社,搜到几份文件。同时,和顾同来武汉的张增谦也在旅社二楼被捕。

 

还有第四种说法,出自一位宗教界人士:

 

当时在汉口,我住在朋友家里,顾顺章单独另住一个地方,两人每天在公园碰头。他每次来,常偕一个身着白衣、白帽、白高跟鞋的时髦女郎同来。说是在舞场认识的舞女,为了避免别人注目,每次约她一道散步。这个女人曾经问我姓什么,我说姓王,她即付之一笑,不予置信。我就提醒他提高警惕,顾顺章却不以为意。后来我见顾顺章到处招摇,怕生意外,便提出要回上海汇报工作,与他分手。他就为我买了一张建国轮的船票,准备第二天动身回沪。当天晚上,我向友人辞行的时侯,友人问我乘何轮船,我说乘建国轮。女主人说建国轮不及洛阳轮舒适,我家阿福(佣人)明晨乘洛阳轮去上海,你不如改乘洛阳轮,阿福沿途还可以对你照顾。遂要阿福给我退票,改买洛阳轮的船票。第二天我上船不久,顾顺章就在被捕后叛变,把我也出卖了。建国轮到达上海码头的时侯,军警登船挨个检查,并要每个旅客全部取保。而我改乘的洛阳轮先到上海,未受任何检查。事后党组织派人前往汉口调查顾顺章叛变经过,始悉穿白衣女郎系特务。

 

    4种说法哪一种更符合历史真实,看来一时也难以结论,只好暂先存疑。不过,顾顺章确实在武汉叛变,这一点是应该毫无疑问的。

    负责组织领导逮捕顾顺章的是号称“铲共专家”的蔡孟坚。此人当时才24岁年纪,担任中统武汉特派员,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他先是化装成渔民潜入中共控制的洪湖地区,偷拍了不少侦察照片,立了一功;接着又连续破获了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长江局机关,残害了湖北省委书记,收买了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一时在国民党特工系统里名声大噪。如今,又亲自指挥抓住了大名鼎鼎的顾顺章,叫他好不得意,心想我今天倒要见识一下你顾顺章,看看你是三头六臂不成。

    不料顾顺章一进门,连看也不看他蔡孟坚一眼,径直走到沙发那儿坐下,这才盯着他说:“你就是蔡孟坚吧。”

    蔡孟坚倒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咱们没见过面吧?”

    顾顺章不屑地一笑:“你是陈立夫派到汉口的特派员是不是?真人还不如照片体面。”

    蔡孟坚有点来气,心想你一个阶下囚还神气什么!但又一想,现在可不是发火的时侯,得从他身上掏干东西再收拾他。便很客气地说:“顾先生,委屈你了。你看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不知你想说些什么吗?”

    顾顺章仰靠在沙发上两眼紧闭,一言不发。

    蔡孟坚强压心头火气,说:“顾先生,如觉得本人职务轻贱的话,是不是由我去请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将军来?”

    顾顺章依然闭目不语,无动于衷,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其实,他的心里乱成了一团麻……半天前,自己还是拥有1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之一,怎么转眼就成了阶下囚,听这么一个小特务说三道四,这是怎么回事呀?说老实话,自从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洋学生在米夫的支持下越来越气势逼人,把持了党内领导权,他就与共产党有了二心,想到过改换门庭,联合一批人重新搞起一个共产党;甚至想到过投奔蒋介石,如今在他上海威海卫路家里就藏着一封不久前写给蒋介石的密信,由他的爱妻张杏华销在她的首饰箱里。可他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被蒋介石手下的一伙小喽罗们打翻在地,太狼狈了,太丢人了,太掉价了。如今可怎么办?还有跟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吗?……还算好,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杨登瀛、董健吾、还有那对白俄鬼子牛兰夫妇,都还有点份量;再不行还有陈赓、聂荣臻、赵容,对了,这个跟屁虫赵容,先抱李立三的粗腿,如今又改抱王明的粗腿,先把他跟新主子王明扔给蒋介石算了;实在抗不过去的话,向忠发、瞿秋白,甚至周恩来都是好筹码,虽然周恩来待自己不薄,可他也太正经太厉害了点,搞个把女人都不准……反正到了这一步,也顾不得许多了,看他蒋介石要怎么着吧。想到这里,他一下睁开眼睛,命令似地说:“蔡孟坚,你马上与南京联系,我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必须面见你们总裁,别人谁也不见。”

    蔡孟坚咬咬牙说:“好,可以办。不过,怎么来证明顾先生是诚心诚意归顺政府呢?我总得给南京……”

    顾顺章不耐烦地说:“你拿纸来。”接着他在递过来的纸上挥手写了两个地址说,“这是中共长江局机关的新地址,另一个是中共中央交通局汉口站的地址。可以了吧?”

    蔡孟坚拿着这个情报立即去见何成浚。何成浚这才相信真的抓住了顾顺章,因为这种高等级的情报只有像顾顺章这样身份的人才会晓得。不过他还是感到有些奇怪:像顾顺章这样级别的中共高干,又是出名的死硬派人物,怎么刚被抓着,还未正式开审,更未使用刑罚,怎么就如此轻易地进行背叛和出卖呢?实在令人困惑不解。不过他们也想不了这许多了,连忙包租一艘小货轮,在大批特务和宪兵的监护下,将顾顺章押送南京。他们曾经想过用飞机押解,但考虑到安全问题,觉得还是坐船比较保险。这里轮船刚开,蔡孟坚就根据何成浚的指示,先给南京有关方面发出加急电报,报告顾顺章已押送过去,接着他自己再乘当天航班亲赴南京,提前面见蒋介石。

    中共方面可真该感谢何成浚和蔡孟坚,多亏他们决定不用飞机而用轮船,一快一慢之间,给中共中央嬴得了一个千载难逢、千金难买的自救机会。

    前文书中我们已经介绍过打入南京政府高层的中共特工钱壮飞,正是他凑巧收到蔡孟坚发给陈立夫和徐恩曾的加急电报,预知了顾顺章叛党投敌、而且正在押送南京途中的消息。他将电报原样封好后,连夜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赶奔上海找李克农,再由李克农向周恩来紧急汇报,采取紧急应变措施。钱壮飞知道自己也已暴露,处理完一些善后事宜,也随即离开南京赶去上海,然后很快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了。

    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消息之后的震惊与愤怒,前文书中已有表述,这里不再重复。他当即让陈赓通知中央特委的成员立刻到四马路“福兴字庄”开紧急会议。“福兴字庄”在上海天蟾舞台隔壁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号――笔者),楼下是花柳病医生周某的生黎医院,楼上便是熊瑾玎和朱端绶开的“福兴字庄”,其实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密机关。参加这次紧急会议的有:向忠发、卢福坦、罗登贤、康生、陈云、陈赓、李强等,王明没有来,却派来个代表,就是博古。会议刚开始,不等周恩来把情况说完,博古就代表王明首先向周恩来发难:“我看顾顺章叛变完全是你们执行立三路线的恶果!像顾顺章这种人,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一副流氓无产者的样子,根本就不配留在党内,更不适合在中央工作。但是你们却把这么重要的工作都交付给他,现在他叛变了,这将给中国革命造成多么重大的影响呀!这件事立三路线的执行者们要负责任。”

    周恩来被呛得一时无语。

    向忠发说:“顾顺章这个人,他对革命还是有贡献的。五卅运动、三次武装起义,他都冲锋陷阵跑在前面。可那时侯你们在哪儿呢?现在事情才发生,基本情况还没有搞清,就要叫别人先负责任,负什么责任?”

    周恩来也冷静下来,说:“同志们,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责任,是怎么样采取应急方略,保护我们的组织,保护我们的同志。现在,听我的安排:第一,中央所有机关,包括江南省委机关,全部迅速转移;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各部负责人必须立即搬家;要记着通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同志和瞿秋白同志,也必须立即搬家。这事由陈赓负责。第二,凡是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同志,都要尽快撤离上海,一时不能撤离的也要转移住所。第三,迅速调集力量,伺机捕杀叛徒顾顺章。这事由陈养山和王竹友负责,聂荣臻同志从中央军委抽调一些得力干部予以协助。同时,要把顾顺章在上海的所有亲属和重要社会关系迅速控制起来。”

    一直没说话的康生此时严厉地说:“全部杀掉,一个不留!”他新近投在王明的旗下,被提拔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进入最高领导层。虽然分管中央特科工作,但受不到特科人们的重视,尤其这个顾顺章根本就不把他看在眼里,还骂他是跟屁虫什么的,真叫他恨得牙疼,现在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

    总书记向忠发说:“全部杀掉这也太过分了吧?”

    大家都看着周恩来。

    周恩来此时的心情最为复杂痛苦,而且有说不出的难处,重用顾顺章毕竟是自己的极大失误,党内已啧有烦言,再不从严从重处理此事会是什么后果?可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赶尽杀绝也不是我党的办法呀。他迟疑了一会儿说:“他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向忠发说:“妻子张杏华,小姨子张爱宝,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都是坐机关的。”

    卢福坦说:“他哥哥顾维桢,在机关当厨师;嫂嫂吴韵兰是跑交通的;吴韵兰的弟弟吴克昌和弟媳也都是跑交通的。”

    陈赓补充说:“张杏华的兄弟张长庚这几天不在上海,但顾顺章姨母的女儿叶小妹这几天却跟张杏华住在一起。”

大家陆续报出这么多人,一想都要杀掉确实于心不忍,所以一时谁也不说话。   

康生依然神情冷峻地说:“同志们,现在不是讲慈悲发善心的时侯,党中央的安全最重要。这些人都是坐机关跑交通的,对我们的内情太了解了,只要顾顺章一回上海,我敢肯定他们都得跟着叛变。那损失可就大了,谁能负起这个责任?”

    大家也觉得康生的话不无道理。

    最后周恩来说:“这样吧,过一会我亲自去顾家跑一趟,赵容(康生)跟我一块去吧。”

    后来的事实非常残酷,顾顺章一家几乎所有的人,以及一些亲朋好友全部被红队人员杀掉了,尸体分别埋在几处空房子的地板下面。只有一个年岁很小的女儿被免去一死,寄养在浦东一家“关系户”里,最后也不知所终。此事肯定深深刺伤了周恩来,事情刚过他就忏悔似地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又会怎样看待我们呢?”最叫他揪心的是一个肯定冤杀却又不得不杀的人,名叫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时期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将周恩来和顾顺章拘捕后,正是这位斯励面见兄长斯烈说项,救下他们二人的一条命。可是那天周恩来带人去顾家时,这位斯励也神使鬼差地坐在那里打牌,看到和听到了所有的一切,从而也命丧黄泉。他完全是无辜的,可又难逃此劫。看到救命恩人这样可怜的下场,周恩来的良心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安宁的了。

    且说身在南京的顾顺章,对上海这边发生的一切当然一无所知,还在一门心思地等着接见,要把自己像模像样地送给蒋介石。

    此时的蒋介石,几天前才回到南京。他于这年3月调集20万大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二次大围剿,限令要在5月5日国民大会召开之日完成“剿匪”大业。3月底,他亲临武汉督战,看到各路人马按计划进展顺利,不禁心下大喜,极有兴致地带着宋美龄回奉化过了个清明节,祭祖后又赴杭州西湖小住数日,4月19日才回到南京官邸。这几天真是喜讯频传,先是湘、鄂、赣三省“剿匪”节节胜利,报道“匪酋”朱德身负重伤,而毛泽东则下落不明。当这份电报在立法院141次会议上宣读后,下面真是掌声雷动,蒋总司令享尽殊荣。这边的欢呼声才刚平静,武汉那边又传来惊人消息,说是周恩来的得力干将、号称中共“四大健将”之一的顾顺章被捕投诚。这简直比打了一个胜仗还叫人高兴。听汇报说顾顺章执意要面见他本人,有什么大计划要献出来,莫非将共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机会就出在此人身上?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太好了。好吧,那就在他来到南京的当天接见他,给他一个惊喜,也是一个震慑,恩威相济,效果一定会很不错的,我倒要看看当年给我蒋某人难堪的那个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今天会是一副怎样的狼狈模样。

    这是顾、蒋之间一段旧话。1927年3月,蒋介石乘坐“楚谦”号军舰抵达上海高昌庙码头,那时国共交好,他曾经与前来欢迎的中共首领周恩来等人相见,其中就有这个顾顺章。那时共产党可真厉害呀,周恩来手下拥有武装工人80多万之众,其精华部分的工人纠察队就有3000多人,总指挥就是顾顺章。那次,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要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就是这个顾顺章拒不服从,居然一面鼓动工人上街游行示威,一面向武汉国民政府告了一状。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掌握在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汪精卫集团手中,于是向蒋介石发出训令:“在本党未组织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如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忍辱让步,装模作样地题写了一块“共同奋斗”的匾额,派人送给顾顺章,才算平息了一场风波。但心胸偏狭的蒋介石,从此对这一箭之仇耿耿于怀。今天,就要叫你顾顺章有好看的了,看我怎么羞辱你!

    当汽车拉着顾顺章朝黄埔路驶去时,才下轮船不久的他好奇地问:“蔡先生,这是要上哪儿?”

    蔡孟坚说:“去总司令部呀,晋谒蒋总司令。”

    顾顺章惊讶地说:“现在就去?”

    蔡孟坚说:“这不就是你顾先生的要求吗?蒋总司令很忙,今天就接见你,是你顾先生有面子呀。”

    顾顺章不再言语,但显出有几分紧张。

    说话间汽车开进总司令部。顾顺章被领到会客室。等了不多一会,听见楼上传来脚步声,只见蒋介石身着长衫缓步走下楼梯,脸上一副莫测高深的神气。

    顾顺章急忙站起来,伸出手迎过去。

    但是蒋介石却装作没看见,一屁股坐在正位上,假装胡涂地问道:“这位是……”

    蔡孟坚赶紧趋前说:“这就是归顺了政府的顾顺章顾先生。”

    蒋介石“唔”了一声没再吭气,用一种鉴赏玩物的目光打量着顾顺章。

    顾顺章这才一下意识到自己现在可是阶下囚,与眼前这位人物再也没有平等可言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屈辱感溢满心间,还夹杂着几丝不该走这一步的自责和后悔之情。此时,他倒但愿蒋介石真的忘记了自己。

    然而,蒋介石却问道:“顾总指挥,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

    顾顺章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很快又腾地发红,嗫嚅着说:“大概……三、四年了吧。”

    蒋介石揶揄地说:“不大准确吧,应该是四年零一个月,对不对?” 顾顺章忽然浑身发抖,他咬了咬牙稳住自己,准备接受更大的屈辱,内心悲叹道:“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蒋介石却话锋一转,一脸诚恳地说:“顾先生,你既然归顺了中央,这个,很好。希望顾先生能很好地合作,有什么好的方略就请讲出来,啊?讲出来好。”

    可是顾顺章此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在返回的路上,已经完全被打垮了人格的顾顺章一个劲地重复道:“安排得太仓促了,太仓促了,我有一个大计划的呀。”

    蔡孟坚用不屑的目光斜视着这个曾经让他望而生畏的中共叛徒,轻薄地说:“不忙。只要顾先生真心归顺,可以先将上海中共机关的情况写出来,呈报蒋总司令审阅。”

    顾顺章连忙说:“这个自然。只是怕时间一长,从钱壮飞和杨登瀛那儿走露了风声。”

    蔡孟坚一愣:“你说什么?钱壮飞杨登瀛?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顾顺章说:“你不知道,他们都是我手下的人。”

    蔡孟坚瞪大眼睛好半天说不上话来,最后连声大吼道:“你怎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快说,还有什么情况?啊?”

顾顺章说:“还有恽代英,化名王作林,关在你们的中央军人监狱,至今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再有几天就会开释。还有邓演达,与我们有特殊联系。还有蔡和森住在香港……”

蔡孟坚怒不可遏,破口大骂道:“王八蛋!你要误了我们的大事!”

    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非常优秀的领导人之一,江苏武进人。“五四”运动时,在武汉组织学生罢课和示威,并创办利群书社,团结教育青年,传播革命思想。1920年与肖楚女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起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工作,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国青年》主编,上海大学教授。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27年春主持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工作。同年当选为中共“五大”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30年在上海任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5月6日被捕。先被关在漕河泾模范监狱,后来解送苏州军人监狱,最后又转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他因在被捕时机智地抓破自己的面皮,又使用化名王作林,所以被捕至今尚未暴露真实身份。周恩来亲自策划营救,不久前已由陈赓通过高等法院的特殊关系,走好门路提前释放。不料功败垂成,竟被顾顺章出卖。蒋介石闻听大惊失色,立即命令军法司长王震南亲去查明真相,再向他当面汇报。经查,果然正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蒋介石不禁恼羞成怒,下令于4月29日将恽代英杀害于监狱大操场。

    邓演达者,早期追随孙中山先生,大革命时期又是孙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国民政府农运部长,积极支持农民运动,一贯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通缉邓演达,意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面对蒋介石的疯狂,邓演达不为所惧,主张东征讨蒋。“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悲愤地以《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这题,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强烈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辞职离开武汉,前去苏联莫斯科。1927年11月1日,他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联合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提出要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1930年5月,他毅然回国,8月即在上海领导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笔者),通过了由他亲自起草的政治纲领,并当选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在他的政治纲领中,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不同意中共的某些政策和作法,遂被称作“第三党”。他积极从事反蒋活动,并且策动军事政变,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也由于顾顺章提供了居住情报,被蒋介石特工机关在上海抓获,以“叛国罪”于1931年8月19日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蔡和森,湖南双峰县人。早年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即与毛泽东同志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于1918年4月建立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20年蔡和森赴法留学以后,经常与国内的毛泽东、陈独秀等人书信往来,探讨革命和救国的理论,有着自己的一套建党理论、路线和方针。1921年10月,因故被法国政府强行遣返回国,年底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中央专门从事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7月,当选为中共“二大”中央委员,负责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共“三大”、“四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25年参与组织并领导了“五卅”运动。1927年参加中共“五大”,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宣传部长,兼代理中央秘书长。1928年6月,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仍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但只过了一个月,就被党内的左倾领导人撤销一切职务。年底因身体原因赴苏治病,被指派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初,蔡和森回到上海,不久即奉命去香港指导广东省委的工作。由于顾顺章的出卖,于同年6月10日被便衣特务抓获。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被刽子手用铁钉钉在墙上,最后壮烈牺牲于乱刀之下。

    叛徒顾顺章,转眼间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鲜血。

    1931年4月28日,顾顺章叛变后的第4天,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派出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为首的大批特工人员抵达上海,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大搜捕。顾顺章原本也要来上海参加搜捕行动,后不知何故未能前来。那天,中共中央特科红队人员,在陈赓的亲自带领下,已作好在火车站截杀大叛徒顾顺章的准备。他没来算拣了一条命。

    张冲和顾建中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大搜捕会失败得那样惨,中共中央的电台被抄了,周恩来的住处被抄了,该抄的地方都抄遍了,然而到处都是人去楼空,几乎是一无所获。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都是钱壮飞一举打破了他们的黄梁美梦,更想不到这是周恩来奇才应变,三天之内将蒋介石想要的一切化解得无影无踪。他们做梦也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反倒对顾顺章的叛变投诚疑窦丛生。

    更叫他们气得发疯的是,这边箱大搜捕劳而无功,那边箱却又眼睁睁看到王斌暴死街头,行刺者照样踪迹全无。中共中央机关的影子没有找到,却找到了顾顺章一家人的尸体,所谓“爱棠村事件”一经各报披露,轰动了整个大上海,议论共产党行动过分的人固然有,可舆论的主流都在嘲笑政府的无能和不得人心。这叫张冲们的脸上实在有点挂不住了,报复的心火呼地一下越烧越旺了,他们绞尽脑汁,他们搜肠刮肚,他们要不择手段地与想像中的中共“元凶”周恩来决一死战了。再说还有顾顺章,当他从被捕的原红队队员李龙章口中得知自己全家被杀的消息后,愤怒得完全失去了理智,除立即在《申报》上登出《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外,还有就是更死心踏地地为国民党效劳了。他为张冲们出谋划策,提供一切能够想到的中共情报,把对付周恩来当成自己时下最大的生活目标。国民党最精明强干的特工小组与中共最大的叛徒相结合,那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而这,正是“伍豪事件”发生的全部背景。

    而这,潘汉年早就从陈云那儿知之颇详了。现在,肩负着处理“伍豪事件”的重任,回想着这些错综复杂的大小事情万千细故,该从何下手呢?怎样才能最有力地回击敌人?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保护周恩来同志?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呢?潘汉年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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