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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引言
鲁迅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原知死后万事空。人去如灯灭,化作一掬黄土,化为一缕清烟。然而,人固有一死,人死去真就死去了吗?人毕竟在人世上走了一遭,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和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使人很难“死而无憾”,却往往“死不暝目”。“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人总会孜孜以求亦斤斤计较于那个最后的“盖棺论定”。

对死亡的凝视,其实是热爱生命的一种表现。

老诗人臧克家五十年代写过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其实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然而他仍然活着。”长生与不朽,是一个古老而又不断翻新的话题。长生,是对肉体的追求;不朽,则是对精神的企望。

唐达成走了,他的生命意义给我们留下些什么思索?

唐达成走后,张光年有这样的话:“那样好的人,得了那么恶的病,文友们谈起达成,不由得感叹痛惜,真想同声一哭。”张光年所说的文友们,是一长串中国文坛的精英:王蒙、张锲、从维熙、林斤澜、刘心武、邵燕祥、梁晓声、谢永旺、陈丹晨、束沛德、梅朵、古鉴兹、张凤珠……我采访中无数次听到他们发出声声叹息:唉,达成真是一个好人,实在是走得太匆忙了。要不然……, 要不然怎么样?如张光年所言:“你的聪明才智向着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发挥开来。你心灵深处的珠光宝气向着各个方面放射出去。……”无须赘言,不言而喻,给人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另一方面,我听到贺敬之如是言:“总的应该说,唐达成是一个好人。我对唐达成的印象,这个同志是个有才能的人。人品方面,他还是基本老实的。因为文艺界里面,有些人花样还是比较多的,不是很诚实的。我印象当中,他是比较诚实的,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很好共事的一位同志。也是有工作能力的。但是我很遗憾,后来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同我的关系也就有很大的变化。唉,人都不在了,还说那些干什么。总之,唐达成应该说是个好人。” 类似的口气也表现在文坛颇有影响的一些人物口中,这也是一长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马烽、玛拉沁夫、牛汉、侯敏泽、杨子敏……。他们在我的采访中,用各自不同的语言特色,表达了几乎类似的感叹:应该说唐达成是个好人,只可惜……又是欲言又止,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

唐达成去世后,在怀念文章中,《好人达成,还在我们中间》、《文坛上一个好人去了》、《哭好人达成》、《好人达成,你走好》……诸如此类文章标题,比比皆是。

我已无法让周扬、丁玲开口。我也无法让夏衍、陈荒煤、康濯、姚雪垠、鲍昌、唐因等开口了。尽管他们生前以不同的视角,抱不同的观点,处不同的位置,对唐达成有过种种见仁见智的评价。但那毕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与唐达成处于同一矛盾漩涡中,难免受利害权衡的局限,受近距离视角展不开的遮掩,所以难免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当超脱尘世,盖棺论定之时,我想,恐怕也会众口一词,承认唐达成是“大好人”,“好人一个”。

终其一生,最后能异口同声众口一词有口皆碑,赢得“好人一个”的评价也确属不易。唐达成曾说过,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三个字无论如何排列组合,都说明做人不易。做人能做到这个份上,难怪著名评论家刘锡诚颇为感慨地下了一句断语:“唐达成终其一生能得到“好人一个”这么四个字,死而无憾,死可以暝目了。”刘锡诚口说此言,自有他的无穷感慨。他在访谈中对我说:《文艺报》的某某领导,死后连个座谈会也开不起来;文坛某某名作家,有人走出他的灵堂竟然说,这是最后一次“给面子”了。

“好人一个”,在如今人们惊呼世风日下,好人难寻的现实中,大概也可以说是最朴实,然而又是最高度的评价了吧?

然而,每当我听到对唐达成“好人一个”的评价时,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酸楚和痛感。我总是从中品出另一种滋味。我不由得常常会想,唐达成如若另界有知,他会高兴这一评价吗?

我把此念头刚向唐达成遗孀马中行吐露,马中行刚才还倦怠的眼睛顿时变为园睁。那是一种敏感的触动,那是一种猛然的警觉。她以对唐达成最权威的了解说:“大好人?我不怀疑绝大多数说此话人的善意。唐达成是好人,但是不是‘赖好人’。”

中国话真是一种神奇的语言。话中有话,弦外有音。言发于此,而意归于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真够人琢磨一阵子的了。抑扬褒贬尽在难言之中不言之中。

马中行沉吟了很久一阵,她缓缓吐出这么一句话:“唐达成说,他是湖南人。”

湖南人?!从满含辣味的话语中,我品出了个中含义。

每当唐达成对那些“脚踩西瓜皮,手抓两把泥”的和事佬,对那些“兔子兜圈,看风使舵”的老好人,声色俱厉地发表一番鄙薄蔑视之言时,往往又会在末尾加一句感慨:“唉,说人容易做人难,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他常常会脱口而出:“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而我们现实中,是六亿神州尽舜尧,更多了一些智叟、舜尧,而少了一些血性男儿。”他不止一次同我说过:“在如磐如铁的文坛上,鲁迅‘风号大树中天立’,能始终保持峥峥硬骨,保持锋利的棱角,确属不易。”但他又说:“鲁迅如果晚死几十年,又作何说?有时候出师未捷身先死,可能倒是一件幸事。”

记得,我在对李子云的访谈中,李子云说了一句颇为意味深长的话。

李子云称得上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评论家。她敢于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1979年,就提出“为文艺正名”,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这是何等的锋芒!何等的理论勇气!当我向她提到唐达成时,她颇为轻蔑地说:我不知道唐达成,我只知道唐挚。

此话听来未免让人觉得滑稽可笑。谁不知道唐达成就是唐挚,唐挚是唐达成初涉文坛时用的笔名。

当年,唐达成以唐挚的笔名,在1957年第l0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以其咄咄逼人的锋芒,一鸣惊人。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唐达成也因此文而获罪,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

著名诗人邵燕祥在我采访他时说:

“我敬佩唐达成的勇气。真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唐达成那篇文章的观点,实际上与当时胡风对党的批评是一致的。就是你不能用条条框框,庸俗社会学来指导创作。这在当时确实是振聋发聩之论。”

“我相信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因为周扬在当时文艺界那是有‘文化沙皇’之称的。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来头。周扬是湖南人,和毛主席是同乡,周扬是很钦佩毛泽东的,钦佩到迷信的程度。他的整个做派,作报告的语气呀,手势呀,在文艺界,就是政治界,都把周扬看作是文艺界的总管。就是鲁迅说的‘奴隶总管’。向这样一个人物叫板,你说没有勇气能行?”

李辉在对唐达成的访谈中,有这么一段话:

李辉:“那时,他(周扬)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大概是历史上最重要的。”

唐达成:“地动山摇。是领袖人物,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这一点不容置疑。他过去的身份主要是解释毛泽东的思想。文革开始时,我听说五十年代关于新英雄人物的讨论时,他的观点实际上是毛主席的观点。有人就对我说:你哪里在和周扬商榷,是和毛主席商榷。据说是文代会前,周扬去毛主席那里汇报,谈到文艺界的动态,说正在讨论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毛主席就说,可以忽略非本质的东西嘛,写英雄人物干吗非要写这些非本质的东西呢?”

当年文章一发出,蒋和森就对唐达成说:“你胆子够大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

唐挚的文章,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庞然大物身后又是一座“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圣坛。唐挚却像堂诘诃德一般,挺着投枪冲了上去。

若干年后,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丁玲的秘书张凤珠说起唐达成,感慨万千地摇着头:“二十年后再相见,我在唐达成身上,简直看不出一点当年唐挚的影子。”

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陈丹晨也感触良多地说:“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我简直无法想象面前的唐达成怎么会写出当年唐挚那样锋芒毕露的文章。”

唐达成也往往会对他后来接触的朋友感触良多地说一句:“你们认识的已经是后来的唐达成啰。你们没有见到过去的唐达成是个啥模样。”说这话时,唐达成用着打哈哈的戏谑语气,但是我可以看出,他脸上那丝无法掩饰的苦涩和难堪。

唐达成有一次还对我说:“唐挚已经死掉了。”

唐挚死了?尼采在二十世纪初宣告:“上帝死了”。这是一种信仰的崩塌,信仰的危机。如今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又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知识分子死了”,这是批判精神的丧失。不少人认为,上个世纪后五十年,知识分子阵营出现了溃败之势。不仅表现在政治文化立场上的缺席,而且流行道德上的犬儒主义。这是对上个世纪后五十年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总结?

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进行自我批判的人。作为一个批评家,更明确处于不断地批判社会和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中。我想大概可以说,唐挚更多的属于前者,而唐达成则属于后者。是社会的现实,造成了两项功能的剥离。一个“分成两瓣的子爵”。

我发现,唐达成复出后,不再用唐挚这一笔名,而多用唐达成。唐挚、唐达成这两个名字,把一个人的一生浑然截为两段。就是在写那篇毁誉参半然而声名赫然的《批<苦恋>的错误倾向》时,唐达成还对我说过:“我不想用真名。也不愿意用唐挚的笔名。我想还是重新起一个新的笔名好。”当然,后来遵照上面的旨意,发表时还是署了唐因、唐达成的真名。但我看到:在前三稿的文章校样上,赫然署着“魏平”这样一个笔名。一个绝妙的构思:为评而评。“职务文章”,“遵命文学”。尤如“文革”中,“梁效”是北大、清华两校合称;“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一个“魏平”,说出了多少难言之隐,道出了多少不尽之意。

后来,唐达成的“官”越做越大,约稿信如雪片纷至沓来,文章到处在发。有一次,唐达成突然问我:“那么多‘遵命文学’,那么多‘职务文章’,你说,我是不是还是重新拣起‘陈言’这个老笔名来用?”

七十年代初,唐达成赠我一套上下册的《文心雕龙》,署名就是“陈言赠”。我疑惑地望着署名。他愧疚地一笑:“陈言是我的另一个笔名。五十年代发文章很多,有些自己也不满意的文章就不想用唐挚,而用了陈言。不是我自己的书,只好用陈言了。” 就是那次,他给我解释了“陈言”之义。他说:“韩愈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警句:‘惟陈言之务去’。”他还说:“拾人牙慧,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可人往往就有一种堕性。笔杆子一摇,轻车熟道,走着走着就走到老路子上去了。”唐达成还用了一个特定名词,叫“套板反应”。他后来写了篇文章——《漫说“套板反应”》,详细地发挥了这一观点。

他还用过赵翼二句诗:“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我明白:唐达成不愿意做陈言,他想做唐挚。然而,要做什么人,往往由不得自己。

唐达成跟我讲到过克尔恺郭尔。他说:“克尔恺郭尔有一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我是两种痛苦都在经受。”

出于以上诸多潜台词,我听懂了李子云的话。

就是在那次访谈中,李子云以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的敏锐建议我:“你写唐达成传,我看真可以把名字定为《从唐挚到唐达成》。”

从唐挚到唐达成,堂诘诃德到汉姆莱特的角色转换。

这是一个夕阳西下的时刻,我和唐达成漫步在太原钢铁公司峨口铁矿的盘山路上。唐达成有个习惯,晚饭后不马上回到住所去看书,写东西,而喜欢散一阵子步。他说,饭后百步走,能解闷和忧。他是这么用词,不是按一般的说法: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

七十年代初,我和唐达成合作写一部反映矿建斗争风云的作品。住在峨口矿建指挥部所在地---王家河。王家河坐落在山西繁峙马鬃山群峦的一座半山腰上。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道,往上直通峰顶上井荒,往下是谷底的一条饮马河。

大概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无数的足迹洒在了这条盘山道上。

这是一幅“苍山落日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晚霞的映衬下,马鬃般起伏的山峦(大概马鬃山因此得名。)在渐渐转暗的天空,勾勒出锯齿般的轮廓,好似在极薄的宣纸上描绘的一幅剪影。这种景色,既可以看作亘古不变,也可以觉得常见常新。景随物移,触景生情。

大部分时间,唐达成是默默地走,眼光望着落日的光辉渐渐消褪,偶尔,唐达成也会猛然冒出几句感叹:

“人生就是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上。苏联文学里常用一句话:‘革命不是在涅瓦大道上散步’。少年读书不思量,等你真正懂得这句话,已经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了。” 他说这句话时,一抹晚霞映在脸上,竟是一脸沧桑,一脸惆怅。唐达成那年不过才四十岁出头。

“人生之路,你觉得是你在选择路,其实还是路选择了你。人生的路上,多少独行者被裹挟而去,卷入滚滚人流。鲁迅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出,人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唐达成对鲁迅的这句名言,竟然是这么一种不寻常的理解?

“往前走还是往回返?这是一个走在路上常常思索的问题。领跑者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它包含了启蒙中冒险的全部内容。承担风险,付出代价,说不好还落一个爱出风头的褒贬。跟着跑,倒可能是一种智者的策略。”

…… 唐达成还有诗云:“临峰方知众丘小,盘曲始明山道难。仰天长啸气荡荡,夕阳依旧伴群山。”“飘渺幻真假,虚实有无间。”

唐达成的许多话,我听得似懂非懂,懵懵懂懂。当年,我觉得颇耐咀嚼,所以把它们记在了笔记本上。若干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人生阅历的增长,从这些“陈言”中,却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路,在哲学的思维中成了一个重要意象。

卡夫卡只有天堂,没有道路。鲁迅则只有道路没有天堂。我明白了:在那条峨口的盘山路上,唐达成进行了哲学的人生思考。

后来,我看到唐达成的一篇短文:《“照着说”和“接着说”》。起首是这样一段:

冯友兰先生在做学问上有“照着说”和“接着说”的说法。在他看来,研究哲学史是“照着说”,而建立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则要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接着说”。此议颇启人省悟。由此我想到在生活态度和治理世事上,是否也可以有“照着说”与“接着说”之别?

文章确实让我又更深一层领会到人生命题的丰富底蕴。

当年,唐达成对太钢工人冯霞的一幅油画《道路的性格》备加称赞。我记得他在画前伫立了很久很久。这是一幅反映峨口矿建的美术作品,它不象当年其它作品,描画着高大魁梧的矿工形象。画面上没有一个人,只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道,路面上布滿积雪,留下许多车轮和履带的印痕。

我没有从中看出多少奥妙。

然而这幅画却给了唐达成极大的震撼。我看到唐达成的一份手稿,他赫然用“唐挚”的笔名,写了一篇《路的遐想》。上面没有署日期。我无法确定唐达成是写于新时期之前还是之后,他后来把此文收入他获茅盾文学奖的杂文随笔集:《世象杂拾》。把手稿真迹同发表的文章作一对比,其中倒也有不少领悟。

唐达成的人生道路,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后五十年的艰难跋涉。充满了太多的峰回路转,惊心动魄,刻骨铭心。

我觉得唐达成的个人历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他人生中的坎坷跌宕无不与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紧密关联。他应该把它记录在册。

三十年前,还在唐达成下放太钢“劳动改造”的时候,我就提议他写写自己的经历。那时候还不太敢用“个人自传”,这明显涉及了“个人主义”、“树碑立传”这些敏感字眼。那时候,他还没有走进中国文坛矛盾漩涡的中心。还没有后来那二十年颇具戏剧性的经历。但是,他作为一个边缘的影子,却折射出建国初十七年文艺战线整体动向的轨迹和轮廓。从唐达成随意流露的只鳞片爪的细节中,我感觉到唐达成的经历对历史的弥足珍贵。记得,唐达成当年回答了我这么一句话:“假以时日吧”。这在当时,显然不是指写作的时间,而是指需要等待的时间。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当然都不难理解此话中等待的含义和为什么要等待的原因。

唐达成曾对山西的一位画家朋友吴殿钧说:“太钢是产不绣钢的,我真想做一个不绣钢的盒子,把我写的东西深埋地下,我相信它们总有一天重见天日。”

唐达成动过写的念头,他定然有许多话要对历史说。

下面我摘录啟治给唐达成信里的几段话:
  • 在友人的催促下,终于以对话的形式谈开了一个敏感的文学话题。现在将此文的复印件寄上,请病中一览指正。
  • ……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提供一些重要作品的背景资料,(即所谓‘潜文学史’)。
  • 我当然估计到有些人看了不一定高兴的,但为了当代文学的真正繁荣也顾不得许多了。何况我也是在站最后一班岗,说点真话的勇气还是有的。
  • 我由此想到你有那么多重要的话题要说,为什么不赶快写出来呢?我算是替我们《新文学史料》郑重向你约稿了。
丁东告诉我:“唐先生对我说过,李泽厚也建议他写回忆录。最近我去上海,见到沙叶新先生,说起此事,沙先生说,唐先生生病前最后一次出门,他也曾当面向唐先生提过写回忆录的建议。”

陈徒手在和我谈起唐达成走得如此匆忙,也感到十分遗憾。他在唐达成去世前两个月,对他作了最后一次的采访。这次采访中,唐达成讲述了他在唐山柏各庄的经历。陈徒手给我念了他的采访录音。陈徒手说:“显然,他还有许多话没有来得及说,他带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这对于当代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都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获悉他患了恶疾,我就有了时间的紧迫感。出于顾忌,我一直觉得很难启齿。记得有一次,我装作随意提起,对唐达成说:“其实也无须化费太多时间精力,就像我们这样海阔天空闲聊天,你来说,我录音,然后我来整理。”那一刻,他用狡黠或者说敏感的目光盯着我的眼睛,笑着问:“小陈是要从我嘴里抢救材料了吧?”一句话,问得我再不敢触动这个话题。

闲话说了一大圈,是他自己绕了回来:“假以时日吧。就是不知道老天爷还给不给我这个时间。”

他仍惦着这件事。说这句话时,他脸上是一种难以用言词表达的苦涩的笑。我明白,唐达成此刻所言之时间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当然是指病魔是否还留给他撰写回忆的时间,但更有一层,则还是要包括一段等待的时间。当我后来整理他的遗稿遗物时,我发现,唐达成已经做了不少资料收集工作。唐达成一定有这个心愿。只可惜天不假以年。

我难以体察文艺界盘根错节的复杂人际关系,也不完全清楚左右历次文化运动的政治背景,我掂量不出如触动这一敏感神经,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我只从唐达成的踌躇不前中,感到了这份历史的沉重。唐达成说唐因曾说过一句话:“我们提不起笔来,因为我们肩上历史的包袱太重。”唐达成不好下笔,自有其难言之隐。

记得唐达成曾这样问过我:“对于一部历史,你说是当代人撰写得真实呢?还是后代人撰写得更真实?”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不是我的智力能够回答。唐达成也充满困惑:“当代人撰写的历史,出于某种功利或迫于某种压力,必然多了一些禁忌、避讳和遮掩;而后代人撰写历史,隔岸观火的身份,又使他们失去了身临其境的切肤之感。更不要说时代变了,时代精神也会有差异。甚至对许多使前人曾经梦萦魂绕的问题,觉得很难理解。真正恍如隔世。”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没有遗留“自我立言”的传统。唐达成没有为我们留下录音,也没有留下不锈钢盒子,只给历史留下扑朔迷离的谜,留下无尽的空白。并非真空的空白。

我不愿用揣摩、估计、推断、想象去填补这些空白。勤能补拙,我只能以百倍的辛苦、万分的努力,遍寻唐达成渐已消失的脚印,去填补他人生历程中的空白;用文坛诸多故旧老友的记忆碎片,去拼凑一个日益模糊的人物形象。

每一块片断的记忆是模糊的,然而无数模糊的记忆碎片叠加在一起,在人们审视的眼睛中却变得愈益清晰。犹如看一幅三维图像,瞳仁的功能,能从那些零乱的色彩图块中,看到清晰的图像。

每一个人的回忆片断可能是失真的,因为它必然受到视角的局限和情感色彩的支配。然而,无数可能失真的记忆碎片的相互印证,却能还原出一个无比鲜活的真实。这里面不仅有“比较是鉴别的最好办法”,而且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情感倾向,组合成的是一个多棱角多层面的“原生态”立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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