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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士大夫之困惑
施 亮
 
李慎之先生称自己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以后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最后一个士大夫》。他以为,从中国文化原典来释义,士大夫是传统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名称,也是综合的概念,既包含学问,也包含人格。

最近,我读了有关唐达成先生的资料,更发现李慎之先生未必是士大夫中最后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还有一批,唐达成先生即可算得上其中者。他的丰厚学识,他的精湛书法与绘画艺术修养,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与高山流水般的情怀,都具备了一个士大夫的风骨。晚明时期,著名东林党人高攀龙提出:“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由于这样的“实念”,他们对世道人心充满了忧患意识,他们自己的思想也充满困惑与痛苦,虽然有着淑世胸襟而不甘独善其身,可是在激烈变动的时代里,他们往往遭遇进退失据的尴尬。特别是唐达成先生曾经担任过文艺界要职,他的骨子里却是书生,其最终命运注定如邵燕祥先生所言:“于是有几分清醒便有几分痛苦,越清醒则越痛苦,左顾右盼,强颜欢笑,身心交瘁,在良知的挣扎和精神的突围中,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人认为,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知之士与有识之士应该截然分开的。高学历,拥有大量的学术资料,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所谓的“有知之士”;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有着深刻的批判精神,才能真正算得上“有识之士”。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下,诺诺之士众多,谔谔之士寥落,因此有识之士也必然是稀缺的。甚至,经常是有识之士收敛锋芒,从而倒退为有知之士,他们因为历经坎坷,屡受磨难,由此而知人,知世,知天命,在“识”的成分中搀杂了过多“知”的苦涩,变得有知而不愿识,有知而不敢识,有知而不能识。对于承袭了历史重负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评论家李子云曾经说,若是写唐达成的传记,书名可以定为《从唐挚到唐达成》,其中的蕴义是意味深长的。唐挚是唐达成先生初涉文坛时的笔名,那是1957年,他在《文艺报》发表煌煌长文《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在文章中批评了当时文艺界主要负责人周扬同志的庸俗社会学与教条主义观点,气势咄咄逼人,思想锋芒锐利,在文艺理论界一鸣惊人。此文发表后,年轻的唐达成与他人笑语,这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牙。果然,不久反右运动来临,唐达成也因此文而获罪,被打成了右派。他被遣送农场劳改,以后调到《中国文学》编辑部极短暂一段时间,又由于奉命参加大连会议担任记录,让领导毫不留情地驱逐出京门,流放到山西。在山西太钢的那些岁月,唐达成先生的好友陈为人回忆,他在工厂的宣传队里写过快板、对口词,也凑数上台演个八大金刚什么的,较多的时候在行政科,“去卖他那无穷无尽、永远也卖不完的粉条、土豆。”汪曾祺先生编过一本作家谈吃的书《知味集》,他以为作家应是“知味”之人,既知美味,亦知世味。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末一句是:“中国的豆腐最好吃,世界第一!”蕴籍了极丰富复杂的感情,是饱尝世味之人才能说出来的。可以说,唐达成先生身经二十余年的磨难,也从一个锋芒毕露的有识之士转变成深知世味的有知之士了。

陈为人先生称,从唐挚到唐达成,是一个“分成两瓣的子爵。”因为做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具有不断批判社会和进行自我批判的精神。前者则较多属于唐挚,后者则较多属于唐达成。如果把他浑然截为两段的话,前一段为唐挚,代表作是那一篇批评周扬的文章;后一段是唐达成,代表作是他参与写作的那一篇《论<苦恋>的错误倾向》。这篇文章声名赫赫,是修改了多遍,经过许多领导同志审定后才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或许,将他的人生截为两段之说,毋宁说是唐达成的两个时代,一个是发挥着“识”的时代,一个是积累着“知”的时代,而“知”的时代未必没有“识”,这种“识”更多的则是难言之隐。唐达成先生曾说:“克尔恺郭尔有一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我是两种痛苦都在经受。”这一句话,真正道出了一个中国士大夫充满困惑的不尽之意。

胡耀邦同志深受广大文艺工作者爱戴,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最诚挚的朋友。他主张“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策,使得国内文艺界一段时期内形成了较为民主与活跃的气氛,开始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做法。1984年底,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出席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致词,会场爆发一阵阵热烈掌声,充分证明这次会议是大得人心的。可是,据说以后却由此引发了“好得很”与“糟得很”这两种极端评价,围绕此问题又连续出现一连串事件,如京西宾馆风波,一位文艺界领导人受批评等等。这时,唐达成先生走上了中国作协党组负责人岗位,不可避免卷入时代的政治漩涡中。《周礼》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论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也就是说,真正士大夫的使命不仅是论道,而且要身体力行地行道。唐达成先生努力推行“三宽”之道,要比推行阶级斗争之道,更艰难百倍。他所处的环境未必都是宽松的,而上级领导则未必尽是宽厚之人,下属也未必全是宽容之辈。邵燕祥先生描绘他此时的处境是“循规蹈矩,唯恭唯谨,如临如履,奔走周旋,忍辱负重”,这二十个字道尽了他后半生内心世界的矛盾与痛苦。可他仍以最大努力释放着自己的仁厚与善意,作家梁晓声充分感受到这种情谊,他描写唐达成的握手,一只手握在他的手上,另一只手也扣过来,使劲拍一拍,使被握手的人心中倏然一热。还有,他那永远的微笑,唐达成曾经以“微笑”为题目写过一文,认为在以斗为纲的岁月,见到的只会是铁青的脸,凶狠的脸,机诈的脸,而不会有微笑的脸。他自己正是试图改变这一不正常的现象。王安石有诗云:“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唐达成先生还企图尽力改变文艺界浓厚的“官本位”氛围。他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上级部门将他的级别确定为正部级,他却要求只将自己定成副部级,理由是一些受尊敬的老前辈才是副部级,他怎么好意思越居他们?这种真诚的举动,大概会被后世人认作是“迂阔”的。他毕竟是书生。这里面可能也有着士大夫的旨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是,他自己所处的位置又注定了他的尴尬,他的寂寥,他难以实现所向往的精神境界。他的朋友评论家陈丹晨先生叙述的一件事饶有趣味:一次,唐达成与陈丹晨及另一作家赴机场,,由于唐达成未带身份证,被工作人员阻拦。那个作家说一句,你还是人大主席团成员,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呢。一句话点悟了他,他就向工作人员大发雷霆,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件小事甚为精彩地刻划出唐达成先生的双重性格。如陈丹晨先生所评论,唐达成自己或许没有官架子意识,但他处在“官本位”的浓厚社会氛围中,必然会有人按照世俗习惯不断提醒他。在时时刻刻这种意识的“围城”中,他哪里能做到成功的精神突围呢?他即使有欲立、欲达的愿望,又如何能做到真正的立人、达人呢?

一位文学界的老人曾经对我叹息道:现在的文坛就像北京胡同的大杂院!使我联想起文革动乱后期,我家从五七干校回北京,不得不从原来小独院搬进另一个大杂院,领略了大杂院里那种庸俗、喧嚣的景象。那时正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使专政思想渗透入最基层,每个大杂院被命名为“向阳院”,还推举了院长。可是,大杂院依旧每隔三、五日必有一场吵架甚至打架,起因大都是张家两根黄瓜不见了,王家偷走我们三根葱,李家一块蜂窝煤被踩坏了,而这些黄瓜、葱与蜂窝煤的问题,顺应着政治气候,双方又能诠释为阶级斗争问题,路线斗争问题。再观之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与“向阳院”又何其相似!唐达成先生却辛辛苦苦地担任着这个“向阳院”的院长。他殚精竭虑地调解一场又一场纠纷,这个“板块”与那个“板块”的冲突,这个思想与那个理论的矛盾,这个作家与那个作家的论战,其实质又与两根黄瓜、三根葱和一块蜂窝煤的争端有什么区别呢?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无冕之皇》事件,曾经引出当时文坛一场小风波。说实在话,我不喜欢冠之于“纪实小说”的这篇作品,阅读后它给我以狭促、卑琐的感觉。作者揭露文坛中诸多阴私,描绘出各式作家的一幅芸芸众生图,展示出文人们复杂品格的阴暗面,这是应该的。但是,作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是怎样的文艺体制弊端才产生这些林林总总的怪异现象?作家们思想品格的沦落又会给整个社会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相反,作者所玩味所欣赏的,仍然是那个扰扰攘攘大杂院里的黄瓜、葱和蜂窝煤之争!而且,作者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其中。遗憾的是,唐达成先生处理这个事件时,未能采用冷静、理智的态度平息这场风波,而是试图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引起更为复杂纷纭的人际关系方面的矛盾。由于历史的作弄,他几乎也失陷于体制所布入的迷圈之中。设若真正地行使了自己手中的权力而整人,那么,他曾经极力想推而行之的“三宽”之道岂不是被抛弃了?难道,他的宽松、宽厚、宽容仅只对自己的朋友而言,对批评者却不过只是幌子吗?更为尴尬的,他那时可就彻底成为一个“向阳院”的院长,而不再是“士大夫”了。这又是巨大的困惑。唐达成先生痛苦地感叹: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作家刘心武深刻地阐释这个困惑说:“唐达成背负着一个历史的重负,一个大格局下形成的定势,很大的格局形成了他们双方共同的命运。双方都是,共同背负着历史形成的格局……唐达成是一个结局。一个权力与文学关系的终结。”确实如此,文艺界曾经充满了各种互相对立的理论,互相对立的宗派,数不清的两根黄瓜、三根葱和一块蜂窝煤的争执。但是,历史前进的脚步,只轻轻踢一脚,就把它们都踢到一边了。正如刘心武先生所说,由于体制改革的深化,如今的作协不再具有权力机构的性质,而且必将被民间化,淡化,远化,小化,成为真正的群众团体。作家也只好搬出“向阳院”了,居住进时代所营造的“小单元”里。其实,“这是文学功能的还原。”

《书屋》曾经刊登一文《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由我所见,提出此问题的文章已经不只一篇了,大都是感叹因为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商业化道路的选择,作家们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开始崩溃,因而他们向“功利之神”倒身相拜,失去思想依傍,走上了媚俗的道路。其实,这只是现象。提问之人并未看出这个现象的背后,许多当代作家们所面临的巨大、深刻与复杂的思想困惑。唐达成先生在文坛五十余年的经历,也就体现了这种巨大、深刻与复杂的思想困惑。时代的风云变幻,成为他个人命运跌宕起伏的大背景,亦是其困惑的缘由。由于他士大夫的天真性格,他的一生缠绕着数不清的困惑,难以认清时势的诡谲莫测,孤立无依,徘徊歧路,内心灵魂充满了被煎熬的痛苦,只好踉踉跄跄在困惑中求索。他晚年在困惑中反省自己,努力挣脱思想桎梏,感时忧国的情思更加炽热,更没有放弃一己的社会关怀,所以才“为了社会的良知,剖开自己的胸膛”,已近夕阳之年,又迸发出更加璀璨明亮的光芒。唐达成先生后期的诗文,尤其体现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也是“最后士大夫”困惑与寻求之苦吟。他的形象,犹如孔子所言,是“志于道”的士,是“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士,亦是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我个人以为,这种传统的士的精神能否延续,也关系到中国文学能否延续的问题。

2000年9月在全国政协礼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发表演讲,认为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有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即感时忧国的使命感。他说,进一步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后,更深刻地感到了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的连续性。大江健三郎的这番话值得深思。实质上,感时忧国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深远传统,不仅近现代文学是这样,古典文学也是如此。唐达成先生分析李白诗歌产生的原因是“蚌病成珠”,他认为:“命运的蹉跎,心灵的煎熬,这些尖锐而深刻的矛盾,构造了伟大诗人创造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现实与理想一刻也不停息的冲突,成为李白创作那些‘惊天地、泣鬼神’作品的不竭源泉。”诚哉斯言!文学是人学,亦是人的灵魂之学,倘若失去了其中的人文精神,失去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就只能变成一堆轻飘飘的泡沫。

面对波涛汹涌之时代大潮,我们不禁带有黯然之色地发出疑问:唐达成等一代文人就已经是“最后士大夫”吗?他们的困惑可否就是最后的困惑吗?那么,再反躬自省,扪心而问:我们的困惑又是什么呢?或许就是干脆没有困惑了吧?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熙熙攘攘美女靓男的轻歌曼舞之中,我们还有一点儿思想么?大概,我们将无奈地眼睁睁看着遮天盖地的“伪文化”洪水,彻底淹没掉我们的文化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