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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校长

谢 湘
1998年12月20日晚10点多了,我还坐在报社总编室里,拿着笔对我写的那篇题为《从大学校长到小学校长》的稿件大样做最后的文字修订。

接连两场大雪,北京已经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可是我心中却阳光般的灿烂:在本世纪最后一个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终于能将一份特别的礼物——报道刘道玉20年教育改革历程的《中国青年报》,送给我所热爱的、所敬重的老校长。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报社在讨论和确定“改革开放二十周年·风云人物”的报道名单时,几乎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武汉大学刘道玉。尽管岁月流逝,但是大家谁也没有忘记在中国教育改革的最初岁月中这面高扬过的旗帜。

80年代初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刘道玉担任校长期间。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为“四化”建设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新时期教育战线一项极为急迫的任务。我亲眼看到,刘道玉推行的教育改革,如何使我们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焕发青春,越显美丽。

记得我们中文系有位同学叫徐传毅,家是武汉钢院的。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报考的是中文系,但数学却拿了满分的成绩。他在中文系上过一段时间课后,徐发现自己喜欢文学,但更喜欢数学,如果有时间,他更愿意在一大堆数学习题中寻找乐趣。一般而言,那时上大学是“一榜定终身”,学校也要求学生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但在武汉大学,小徐的转系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他确实有数学天赋,他在数学系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毕业后,他被美国著名的MIT录取为研究生,在5年内他获得了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毕业后立即被著名的斯坦福大学聘为副教授,这在大批出国留学生中很少见的。据说刘校长到美国访问时,还专门去看望了他,祝贺他取得的突出的成就。

另外,常被报刊选用的一个例子——“不愿当兔子”的学生田贞见,由于他酷爱文学,由生物系转到中文系,他现在也是一名出版了10几本小说的著名作家了。如果没有刘校长首创的转学制度,像徐传毅、田贞见等一大批有特殊爱好的优秀人才就会被埋没。

“一切以学生的成长为出发点,尊重学生的志趣,培养创造型的人才”,可以说是刘道玉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在教育改革方面最具有特色的地方。他认为教育即解放,就是要打破传统思想对人才全面成长的束缚,要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要从强调教育的统一性向强调创造性和革新精神转变。

他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去推动这种转变,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在全国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转学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和学术假制等。在他主政的那段时间内,珞珈山上晴空万里,学生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梦想自由设计和编织自己的未来之路,可以自由地选课,自由地转系,自由地组织各种社团,自由地出版各种刊物。校园里赛事不断:写作比赛、英语比赛、书法比赛……

没有人能够否认,在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校长8年期间,是武汉大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知名度最高的时期,综合实力提高最快的时期,也是学生思想最活跃的时期。

刘校长热爱学生,关心学生,是学生们最可信赖的“朋友”。课余时间,同学们自发组织一些活动,但凡是告诉了他,他总是挤出时间欣然前往,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的家就住在武大校园里,从他的住所到办公大楼的那条林荫道上,任何一位希望向他倾诉的学生,都可以随时在路边等候他。他从没有不耐烦的神情,他总是很认真地倾听你的每一句话,耐心地解答你提出的各种问题,以致于常常很晚才回家吃饭。在关键时刻,他还会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学生。

当时,我们中文系学生联合全国13所院校的中文系同学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名为《这一代》。刚刚从文化大革命恶梦中醒来的年轻人,最初创作的作品多属于“伤痕文学”,有些文字难免还带有一些激愤之情。刊物一出版,立即受到有关方面的注意,上级派人来学校查访刊物及办刊人员的背景。毕业分配时,一些用人单位把这视作严重的政治问题,要进行专门的外调,一些学生为此受到很大的压力。刘道玉知道情况后,几次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外调的同志来,请他们来找我好了,我来和他们谈,青年学生写些习作,能有多大问题?能出多大错?你们办学生刊物是学校同意和支持的,是学校拨给经费的,不是什么地下刊物,更何况你们都是班干部,好学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愿意并亲自出面为年轻的普通学生说话、作证明,受到这种关爱的学生谁能不为之动情呢?这种感念之心,我和我的同学们一直保留至今。

一批一批珞珈学子毕业后陆续离开校园,可是刘校长的眼光一直还关心我们的成长,关心我们走上社会后步子迈得怎么样。

1983年春天,刘道玉到北京出席五届人大会议,他特地安排时间和毕业后到北京的77、78级同学见一次面。那天大会散会很晚,天已经黑了。刘校长连晚饭也没有吃,甚至连胸前的代表证都没有顾得摘下来,便风尘仆仆地从人民大会堂直接赶到教育部六楼会议室。同学们早已聚集在那里等候着校长的到来,整个会场气氛热烈极了。我记得,刘校长进门后脱下风衣,便开始给同学们讲话。他讲国家未来的发展,介绍母校教育改革的情况。他还对我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第一,大家要尽快地把自己的工作熟悉起来,适应新的工作;第二,要及早定向,选准突破口,争取早出成果;第三,国家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作为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应该发奋努力,不辜负这有用武之地的时代。他的讲话非常鼓舞人心,好像给我们在坐的同学心里点燃了一团火。我们记住了这个难忘的春天,记住了这次难忘的会面。

我从学校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已经18年了。每年圣诞节和新年前夕,我总会准时收到一份刘校长从武汉寄给我的礼物:那是一张小小的贺卡,还有一封通报他近期情况的来信。他是我们的校长和长辈啊,却以平等的态度向他的学生介绍他所思所想,他的追求和愿望。每当我接到这不同寻常的礼物,常常为此感慨万分。

在采访《从大学校长到小学校长》一稿的过程中,我再一次被刘校长对学生那份挚情所深深打动。

一位名叫凯凯的新生,刚到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不到两个月,却被选拔参加武汉市江岸区“航海模型”比赛。这孩子心灵手巧,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全区第一名,为学校拿回了第一块奖牌。

谁也没有料到,在第一次期中考试的时候,他的数学却没有及格。

孩子的家长为此忧心忡忡,压力很大。

一天孩子的妈妈收到了刘校长的一封亲笔信,内容是关于凯凯的学习和培养的问题。

刘校长在信中告诉她,为了摸清问题的症结,他特意访问过凯凯的数学老师和班主任。据老师介绍,孩子的智力并不差,主要是学习时思想不集中,刘校长亲自开了一个教育的“处方”。他写道:“依我看,这个处方就是加强‘二气’和‘二力’的锻炼,即志气、勇气和毅力、耐力。具体作法,可以适当参加一些大运动量的体育运动和轻松愉快的文艺活动,多与同学交往,逐步克服他偏内向的性格。只要持之以恒,必有收获。”

至于凯凯的航模比赛第一名的成绩与他数学不及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既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又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深思的问题。在信中,刘校长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考试成绩与学生才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才?我们如何培养富有创造性的人才?实际上,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要制定一个综合考评学生素质的标准,以代替单纯以分散作为考评学生的惟一标准,不致于压抑和埋没那些有创造性的孩子。”刘道玉还再三地恳切对家长说:“你们不应过多地责备孩子,也不应当对他丧失信心。你们应当相信我们办学的诚意,相信我们科学的教育方法,问题在于要有耐心,要相互配合。今后,我将继续把凯凯作为跟踪研究的对象,希望我们密切配合,共同担负起对他的培养任务。”

能够尽量努力去了解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能够亲自写信给普通的家长讲解教育学、心理学知识,能够用肯定的语言表示对孩子未来的信心,这种事情在当今中国教育界听起来是多么的可贵!刘校长总是用他对学生那种无限的爱,无私的爱,体现着一个真正教育工作者的神圣天职!

1981年8月22日,新华社曾向全国发出过一条十分引人注目的通稿:48岁的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全国重点大学校长的人。

当年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今天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在经历了20多年的风雨沧桑之后,刘道玉最终选择了一次大跨度的角色转换:由一位国家著名大学校长躬身而成为一家民办的中小学校长,从教育的高等学府俯身转向基础教育。

一生钟情教育、一生钟情改革,是刘道玉人生经历中的主要内容,也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他向他的学生传递着——一个理想主义的激情、不灭信念和执著的精神,一笔宝贵的、值得永远珍视的精神财富。

刘道玉,我永远的校长。


(谢湘,1981年毕业于武大中文系,现任《中国青年报周刊》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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