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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孤雁待春还》序
朱 正
李锐是一位历史人物。从“一二九”运动中武汉的学生领袖到一个职业革命家,从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到“抢救”运动中保安处的囚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力发电事业的奠基人到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从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到“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受处分最重的成员,在秦城监狱囚禁八年之后又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八九”风波之后,又几乎被开除党籍。他这几十年间的行藏用舍,荣辱升沉,无不与这一段历史息息相关。开始是受到时代潮流的推动自觉地投身于历史运动之中,后来却是也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一点影响的了。他的生平,可说是这一页历史的缩影。

李锐更是一位历史家。20世纪的史学名著,能够和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几本并列的中国史乘,不能不数到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了,这已经为中外学术界公认。就是他另外一些著作,像《大跃进亲历记》和毛泽东传记,也必将传世。

应该说,李锐是有做一个历史家的自觉的。就在收在这本书中他写的一些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例如,1977年5月7日他写给外甥女的信中,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他说:

将来,若干年后,这一段史无前例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相信会有人如实写出来的。……我当时就有一种“历史家”的本能感,很想将全部有关文字材料都搜集起来,可惜办不到。当时的许多预见,后来是以更意外的发展证实了的。

同年6月12日他在写给二姐的信中,谈他读过刚出版的《毛译东选集》第五卷之后的感想,他说:

  五卷已读毕,拟再重点细读。他的想法、构思过程,我似乎是那样清楚感觉到。五九年一跌风波,十八年噩梦,终究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也不是一般人(包括你们在内)能获得的。即我能透彻了解、理解当代历史的关节之处。亲身经历过一次重大关节,如此深刻,因此其他发生的一切,就不迷惑了。能够“解完世上惑和迷”。

1978年1月20日他给二姐的信中说:“四人帮的罪恶、法西斯暴行,应当让子孙万代永远记住。”这对于使后世不再重演这样的悲剧是绝对必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迫使他不能不写,不能不这样写,才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家的吧。

这只是一本家书集,并不是精心结撰的著作,可是其中不时可以见到作者的史识和史才。那些反映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零星史料和史料线索,就更是随处可见了。例如他同周恩来的交往,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等等等等。研究这几十年历史的人,都可以从其中找到材料,得到启发。

这本书的最大特色,毕竟是家书。和他通信的,是他的两个胞姐,后来又加上女儿南央。家书就是家书,读者从这些通信中可以更清楚更具体地了解他的家庭和家史,更不能不为其中所流露的亲情深深感动。亲人就是亲人。她们从一切方面关心他,在生活上,给他寄药品,寄食品。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许多食品都是凭票证定量供应,一人一份,什么粮票、油票、肉票、糖票……五花八门,不可胜数。只有自己不吃,省下来才能寄给别人的。这种困难情形,今天的读者已经无法想象了。明白了这些,就更知道这一个个的食品包裹来之不易,更知道这包裹中所包含的感情的分量。在事业上,不断给他找所要的书,不断给他寄写书用的稿纸,可是同时又为他的写作和发表作品提心吊胆,深怕惹出节外生枝的麻烦来。在政治上,为他的早日得到平反想各种主意,找各种关系疏通,奔走呼号。为了这事,南央甚至冒冒失失跑到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家中去了,向胡耀邦当面陈情。虽说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个同她谈话的和气的老者就是她要找的胡耀邦。1978年6月21日她写给大姑姑的信中叙述了刚才去胡家的经过,虽说写得极为简略,寥寥几笔,就把胡耀邦的风貌生动地刻画出来了,把这位组织部长愿意尽心帮助这些受冤屈的干部和他们子女的态度都表现出来了。

说到了南央,她是这本书的编者。趁此就讲一讲他们父女的关系。本书的读者大约都知道,李锐政治上的厄运是同他家庭的变故纠缠在一起的。他们父女中断联系已经有多年了。1976年11月12日李锐在给二姐的复信中说道:“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所有的外甥都是我的孩子。”这话说得真是够令人伤感的。可是,这时他并不知道,至少,女儿南央也在想念父亲。她是从自己对世事的观察和思考中逐渐认识自己的父亲的,认识到了横加在父亲头上的种种恶名全都是颠倒是非。1978年5月11日,她在写给大姑姑的信中说:“我得到一份大学印刷的庐山会议文件,第一次看到彭德怀的‘反党万言书’,不禁呆了:‘呀!这就是反党!’也是生平第一次替爸爸想不通了。难道爸爸就是这样的反党分子!”这年4月21日,南央给父亲寄去了分别十年之后的第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反映了亲子之间的挚爱的天性,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一个觉醒的青年对为真理而受难的前辈的崇敬、爱戴和信任。这信中说: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不白之冤而痛恨你这个造成我不幸的父亲,反而使我认清造成我痛苦的是那些貌似革命,实则破坏革命的混蛋!并促使我渐渐产生了思念爸爸的感情。我今天叫你爸爸,也许又会有被那些极“左”分子斗争的一天。但是现在我可不怕了,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些年,你与亲人们不通消息,精神上的痛苦我是能想象的。我有时想到你尚且难过,更何况你孤身一人,又无人信任,无人关心。如果你的问题有一天能得到解决,哪怕不能解决,但是允许你自由行动,自寻安度晚年的地方,你一定到我——你的女儿这里来。我和林卫东已商量好,一定要使你的晚年有欢乐,有幸福。我们不寻求什么辉煌的前程,只求做个正直的、真正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也要对得起自己的亲人。


这封信给父亲的激动就不用说了。他写给“我的亲爱的女儿”长长的复信,也是十分动人的。这几封来往信件,都可以在书中看到,这篇序言里就不多引用了。这里只引7月18日信中的一段,他建议女儿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

现在也可对你出个题目:十年回忆,那些值得记述的个人的(也包括别人的即听来的)经历,想起来难免引起一点激动的东西,当然,应当是积极意义的,健康的东西,可以立此存照——当做镜子看看的,也就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从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的经历反映这个剧变的时代,可作为个人一生的史料,也可作为时代的史料,所谓从一滴水也可见到太阳。不知你有无兴趣。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也颇有典型的意义。

这段话,也可以看做一位史家对后辈的嘱托。南央不负所托,这些年来写作甚勤,并且也已经颇有影响。此外,她不但自己写,还把父亲的文稿、日记、书信等等陆续整理出版。现在这一本就是一项新的成果。

南央所编《父母昨日书》在境外出版的时候,嘱我写了一篇序言。我在那序言的末尾说:“这是一本足以显出自身价值的书,任何序言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这本书也是一样,因此,我想把这两句话移过来结束这篇小序。

2005年10月2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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