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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9日18:36:3(京港台时间)
贾植芳:胡风晚年受谁第二次打击?──胡风平反公案争论之一



为晓风着《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作序(chinesenewsnet.com)

【多维编者按:发生于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中国当代史上重要事件,平反过程分外艰难曲折。围绕其平反内情,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贾植芳,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前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黎辛,以及胡风的女儿晓风等,先后撰文回忆真相,批评、答辩。(chinesenewsnet.com)

本文指名道姓地批评前中宣部副部长、“当初在文学创造道路上受过胡风许多恩惠的诗人”贺敬之,称他对于胡风申诉“政治历史问题”是被冤枉的,一口拒绝,还说“已经查清是确凿无疑,没有澄清的必要了。这对胡风来说是沉重的一击”。(chinesenewsnet.com)

多维明天将刊出贺敬之授权发表的答辩、澄清文章。】(chinesenewsnet.com)

晓风来信说,她将在美国出版她的新着《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书的内容除了回忆她父亲外,还有几篇关于阿壠、路翎、以及“胡案”有关的右派学生等的文章。她希望我能为此书写个序言。我年事已高,流年不利,时不时要到医院去报个到,写不动了,就在旧文章的基础上,简单说几句吧。(chinesenewsnet.com)

早些年晓风的《胡风传》在台湾出版时,我曾写过一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作为代序,那里面说到,从50年代开始,胡风的名字在中国是一个不祥的象徵,一个知识分子罪恶的代表。但是从晓风的传记里可以看到,胡风一生所追求的,恰恰是与历史所加在他身上的罪名相反,他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在50年代初,他还欢欣鼓舞地写下了长诗《时间开始了》来歌颂毛泽东。可奇怪的是,他所有的追求、赤诚和歌颂都没有取信于当局,反而被视为异端,一再遭到不该有的批判、否定和怀疑。就像历史上的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太史公语)屈原遭到委屈就发牢骚,于是写成了《离骚》,成了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胡风同样在失意时发“牢骚”,他后来把“牢骚”写成了一份给最高当局的长篇报告,就是着名的“三十万言书”。(chinesenewsnet.com)

“三十万言书”现在已经有了单行本,胡风何以会因此犯下弥天大罪,不但自己身陷囹圄,而且株连了家人和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了50年代我国许多文化灾难中的第一个血淋淋的大冤案,读者可以自己去寻找答案。我想说的是,冤案发生以后,人们普遍对胡风上书的动机有所怀疑,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为了在困境中采取不同寻常的手段求得一逞,达到借助最高当局的力量铲除异己的目的,不料不仅没有得逞,反而罪加一等,因此是自作自受。胡风的狱中自述里有个说法叫“心安理不得”,所谓“心安”,我想就是自作自受的意思吧。但是老胡拼命一搏要求得的那个“理”呢,总不能让它永远成为一个悬案。(chinesenewsnet.com)



胡风份子现已几乎凋零殆尽,图为还在世的年过九旬的“胡风份子”贾植芳,他为美国溪流出版社推出晓风着《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这本书写序。(溪流出版社提供)
1947年舒芜来上海,胡风把他带到吴淞路义丰里我住的家,在我这里住了半个月。舒芜曾经神彩飞扬地说到1945年国共谈判时,毛泽东带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在曾家岩50号设宴款待各界人士。周恩来在这个场合向毛介绍胡风,毛热情地握住老胡的手,说:“胡风同志我知道,你的《七月》办得很好,我是你的忠实读者!你为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你辛苦了!我敬你一杯!”说完一口喝乾了手里的酒。舒芜现在还活着,我想这样的历史细节不会是他随兴发挥出来的。(chinesenewsnet.com)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创办《七月》杂志,出《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后来又办《希望》,出《七月新丛》,在文艺战线上全力投入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艰苦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后。他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不仅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界的进步力量,更使得他手中的出版物,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扇窗口和重要阵地。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关于鲁迅的三个“伟大”的讲话后,有人写了报导投给《七月》,胡风第一时间以《毛泽东论鲁迅》为题在《七月》头条位置上登出来,这是国统区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章。我记得《七月》上还登过一篇歌颂毛泽东为“20世纪40年代的普罗米修斯”的文章,作者白危,即吴渤,我也认识,他是曾经得到过鲁迅提携的青年。1949年前在上海开着一家餐馆,有次特地请我去吃饭,进门就说:“这是鲁迅的餐馆。”原来1935年鲁迅为了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给了他五十块钱作为本金,让他开了这家餐馆,后来生意做得比较大了,他一直没有忘记鲁迅的重生之恩。他写那篇歌颂毛泽东的文章,是随同国统区的记者团访问过延安之后的印象记。(chinesenewsnet.com)

此外,来自延安和其他革命武装地区的作家作品,在胡风的出版物中就更加不可胜数了。抗战后期,由于国统区加强邮件检查,延安作家不能直接向胡风投稿了,由周恩来领导的国统区中共代表处就成了胡风与延安联络的渠道。延安方面有组织地定期通过这一渠道向胡风传递稿件,借以保持中共思想意识在国统区的影响。1946年我在上海,有天胡风交给我一部书稿,说是王若飞从延安带过来的稿子,由周恩来转交给他,让我帮着看一看。如果好,就放进《七月文丛》出书;如果质量不齐,就从中选出几篇在《希望》上发表。这部书稿就是后来作为《七月文丛》中的一种印出来的晋驼的短篇小说集《结合》。经手处理这部书稿的事,1955年我被抓进去之后,还被审讯人员特别提出来,作为一项我“隐瞒不报”的“反革命活动”,要我“老实交待”。我很老实地交待,请审讯人员先去把这本书找出来看看,此后他们才没有再为这件事难为我。1947年初我得到机会主编《时事新报》的《青光》副刊,接手之前去找胡风商量。他说可以接,因为《希望》停刊了,我名气小,不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盯防名单之列,可以借这个版面把《希望》的未竟之业延续下去。老胡还当即给我开列了一个可以约稿的作家名单,这个名单基本上就是《希望》的作者群,其中还包括了延安木刻家力群等人。由于这个版面的色彩终究过于明显,我接手两个月之后,还是被报馆老板辞退了。(chinesenewsnet.com)

这些我亲见亲历的事情,使我相信,胡风本来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外人士”,而是曾经作为中共党所领导的集体中的一员,自觉地配合党工作,并得到党的领导人的信任和托付的。我后来还听说,《希望》创刊时,是直接得到了周恩来的经费资助的。所以胡风后来在监狱里赋诗言志,说“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这个“圣旗”,尽管直到他生命的最后还是在那儿“朦胧”着,但从他的角度来说却不是虚幻的。由此,胡风50年代初在已经被剥夺了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和权利的情况下,向党的最高领导人上书言事,应该也是符合他自己的历史和生活逻辑的,而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个人目的。(chinesenewsnet.com)



图为1948年10月在杭州灵隐寺。前排左起:贾植芳、任敏(贾植芳夫人)、冀□、胡风;后排左起:朱谷怀、余明英(路翎夫人)、路翎、罗洛。六年半后,八人无一例外的都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尽折磨。现健在的只剩冀□和贾植芳了。(溪流出版社提供)
晓风的书中写到,尽管1955年之后历史仍像变戏法似地在那儿变着,可是胡风的遭遇却始终让人扼腕叹息:1966年,胡风的对手周扬一伙被打倒了,胡风非但没有改变命运,反而罪加一等,由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胡风却因为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毛批胡风的“按语”,又被与“四人帮”挂起钩来批判,而且似乎比“四人帮”还可恶,起码罪行不下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一般文艺界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可是胡风仍然不能出席会议;直到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不得不平反以后,中央文件还给他的政治历史问题和文艺思想留了“尾巴”,甚至在他死后,一篇小小的悼词,还闹了许多的风波。这么一件明摆着的政治迫害事件,却要平反三次,可以说是耐人寻味。尽管有些当初迫害胡风的人后来自已也受了许多迫害,可在这些人眼里,他们的受迫害是真的冤案,而胡风却是活该!这种政治上被视为异己的滋味,在今天政治观念普遍冷漠的读者看来,似乎很难体会。但对胡风来说,精神上的打击却是致命的,正应了前些年流传过的一句民谣: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见。于是胡风从期望到绝望、自信到幻灭、以至精神分裂,在幻觉中不断感到有人在迫害他,摧残他。但即使病到这个地步,他心中真正期望的还是这面朦胧的“圣旗”。(chinesenewsnet.com)

晓风的书里还有意回避了一些事情。比如,胡风在晚年曾一度恢复了健康,我曾去北京看望他,他有说有笑,像健康人一样。可是时隔没多久,我再次去北京参加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抽空去看他,却发现他神情呆滞,一言不发,像是受了什么大的刺激。我问晓风这是怎么回事?晓风告诉我,有一位过去也在《七月诗丛》里出过诗集,被人视为“七月派”诗人的官员去探望胡风,胡风对他怀了朋友的感情,向他提出,过去他在狱中被迫承认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是冤枉的,能否再澄清一下?可是这位官员一口拒绝了,还说什么这些历史我们通过“内查外调”,都已经查清是确凿无疑的,没有澄清的必要了。这对胡风来说是沉重的一击!(chinesenewsnet.com)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感到好奇,想知道这位官员是谁?说起来这个问题一度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当年梅志、晓风她们由于有顾虑,没有向我透露,事后我经多方打听,才证实了此人就是当时主管文化出版的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1954年我到北京,曾在朋友聚会的场合与此人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他只是文化部的一个小处长,没想到后来官运亨通,听说1989年之后还当过中宣部的代部长,可谓红极一时了。不过要认真说起来,也不过是红色政权里的一个小角色而已,谁知道竟会有如此之高的“政治觉悟”呢?胡风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江西南昌的那段历史,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被他看作是不能取信于当局的一个症结,所以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位当初在文学创造道路上受过胡风许多恩惠的诗人,正如鲁迅先生诗里说的“一阔脸就变”,却没能给他这个希望,这是老胡抱恨终身的事情(直到胡风死后,有关方面才撤销了他的这段所谓“政治历史问题”,但他已经永远不会知道了)。所以说,胡风到死也没有真正望到他心中的“圣旗”。在这个意义上,当我读到传记最后写到胡风的夫人梅志将胡风死了三年以后才给以彻底平反的一纸通知送到老胡的灵位前的一段,不觉眼睛模糊起来了。(chinesenewsnet.com)

本书的作者晓风也是个命运坎坷的人。她生于战乱的逃难途中,出生刚几天,就被四川的老鼠将鼻子咬破,两岁多时,又远离父母,被寄托在上海的托儿所里。她长于灾难之中,才念高中,就逢1955年的大难,可以说是家破人亡(梅志的老母亲就死于忧患中),因此没能得到完好的教育,苦难伴随了大半生。直到冤案逐渐平反,政策逐渐落实,她才调到父亲的身边,担任胡风的秘书,帮父亲整理着作,编辑了好几部有历史价值的书籍。胡风去世以后,更是全力以赴从事胡风着作的整理、编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终于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曾经在80-90年代和近年的胡风研究中起过很大作用的《胡风路翎文学书简》、《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最近由原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以及《胡风全集》等,便都是她的工作成绩,或是因为她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才得以面世的。记得抗战胜利后我和妻子任敏来到上海,住在诗人覃子豪亲戚家的洋房里,胡风带孩子来玩,走时让晓风留下来陪我们,这时姑娘又瘦又小,病怏怏的,当晚就生起病、发起烧来。那时我们夫妇还年轻,没有带过孩子,急得不知所措,整个晚上都不敢合眼,就坐在她身边护理她,生怕她病得太厉害。如今胡风早已作古,任敏也已经过世两个年头,连晓风都快要步入老年了。今天我读着晓风写着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着作时,眼前不断出现那晚上她烧得通红的小脸,这人世间许多不可捉摸的命运真是令人感慨不已。(chinesenewsnet.com)

任敏过世前不久,复旦大学中文系与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了纪念胡风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这是继1989年在武汉举办首届胡风研究学术讨论会之后,海内外关心胡风问题的专家学者们的第二次大型聚会,同时也是我们这些当年莫名其妙地被组织成一个“集团”的老“分子”们的第二次全体动员,自年龄最长的梅志以下,还走得动的都来了,不能来的也通过各种途径向会议传递了他们的心声。我身历其境,不免感慨万端,曾经在开幕致辞中作过一个提议,现在我把它抄下来,借晓风的新版着作,向我们亲历的苦难历史再做一次致意吧:(chinesenewsnet.com)

我提议,全体起立,为由于胡风集团冤案,直接或者间接受到迫害而不幸去世的朋友们致哀:他们是:胡风先生,阿壠先生,郑思先生,黄若海先生,张中晓先生,满涛先生,耿庸的夫人王浩女士,方然先生,芦甸先生,彭柏山先生,路翎先生,鲁藜先生,罗洛先生,曾卓先生,等等。 (chinesenewsnet.com)

2004年3月31日,病后于上海寓所。 (chinesenewsnet.com)

(贾植芳:1915年-,山西襄汾人,着名作家、学者、翻译家。1935年因参加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而被捕关押。出狱后东渡日本留学。1936年起向胡风主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投稿,后成为《七月》、《希望》和《七月文丛》的撰稿人。1938年从东京回国参加抗战,先后在抗日部队任对敌宣传、翻译等工作,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6年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1950年起任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而关押、判刑,1980年底平反。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上海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着有散文集《热力》,小说《人的证据》,《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译着《契词夫的戏剧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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